諸將五首

諸將五首

作者：杜甫

原文：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鬥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朝廷袞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隻在忠臣翊聖朝。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仆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

賞析

其一
首聯：“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陵墓”：皇帝的墳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終南山。“漢朝陵墓對南山”：是說漢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與終南山相對。如高祖長陵在咸陽北原，即今陜西咸陽市東北；武帝茂陵在今陜西興平縣東十五裡；霍去病墓在茂陵東北二裡。長安在終南山之南，是漢高祖建都之地，有險固可守，又在內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處，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東漢覆亡之際，陵墓卻被發掘。“胡虜千秋尚入關”；這句緊接上句，好像也是說的漢朝。但“千秋”是指漢朝陵墓被發掘的千年之後，則早已是唐朝瞭。胡虜，指吐蕃、回紇等。關，指蕭關，唐時蕭關在甘肅固原縣北。“尚”，又。這句是說：不料在千年之後（實際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於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數），吐蕃糾合吐谷渾、黨項等族侵入蕭關，攻入長安（唐時京都也在長安），陵墓同樣被發掘。
次聯：“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日金碗出人間。”
這一聯寫陵墓被發掘的情況。昨日、早時，極寫陵墓被發掘得快、景象之慘。玉魚、金碗均皇傢用以陪葬的寶物。《西京雜記》：漢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魚一對殉葬。“金碗”：戴叔倫《贈徐山人》詩：“漢陵帝子黃金碗。”“蒙葬地”，是說殉葬的珍寶蒙藏在葬地。這又是說的漢朝事，其實唐代宗寶應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長安，燒毀房屋、殘害百姓、發掘陵墓、無惡不作。隻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說，不忍直說，所以寫得含蓄曲折。
三聯：“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鬥殷。”
這一聯，寫杜蕃不斷入侵。繼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吐蕃糾合紅谷等族，號二十萬人入侵長安，代宗逃往陜州（河南陜縣）。次年，唐將仆固懷恩背叛，引回紇、吐蕃十萬人入侵，京城戒嚴。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懷恩引回紇、吐蕃等族十萬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嚴。所以說：“愁見汗馬西戎逼”。“汗馬”，是說在作戰中，馬奔跑出汗，指抵敵危急、緊張。“西戎”，指吐蕃等。這句是說，見吐蕃等的入侵而發愁。敵人聲勢浩大，十分猖獗，他們朱旗閃動，照耀天空，好像北鬥星也成為紅色瞭（北鬥星下對長安）。“殷”，紅色。
末聯：“多少材官司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材官”：勇武有謀能征善戰的將領。“涇渭”，指長安西北涇渭二水流經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涇渭”：有多少智勇雙全、能征善戰的良將，扼守涇渭要道呢？據《資治通鑒》載：召郭子儀屯涇陽，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周至，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揚州。其中郭子儀當然是良將，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儀。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監程元振和魚朝恩，他聽瞭這兩人的讒言，曾讓郭子儀解除兵權閑居，隻是在國難頻仍之時，寵信的太監手足無措，才起用郭子儀，守涇渭之時，郭的兵力也不夠。當時獨孤及上疏說：“擁兵者、第館亙街陌、奴婢厭酒肉。”可見不少武官已趨於腐化，怎麼能擁兵獲勝呢？“材官守涇渭”，是說守涇渭的將領也不算少，但良將少，加之寡不敵眾，於是肅宗決定憑借郭子儀的威望，使之與回紇談判，借回紇之助。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無能，隻以“將軍且莫破愁顏”一句責諸將不能禦敵，提醒他們不可忘憂失警。“且莫破愁顏”的“且”字，是暫且的意思，對諸將之腐化雖有諷刺之意，但筆鋒是針對皇帝的。
其二
這首承上首仆固懷恩引吐蕃、回紇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紇的史實。而借用回紇兵是出於肅宗的短見。當時李泌（李泌字長源，歷仕玄、肅、代、德四朝，以圖謀劃策見重，位至宰相，封鄴縣侯，世稱李鄴侯）給肅宗制定的正確戰略是：使名將李光弼、郭子儀從馮翊入河東，分兩路牽制叛軍。朝廷駐軍扶風，與郭、李兩軍分次出擊，使叛軍疲於奔命。唐軍以逸待勞，避實擊虛。再命建寧王李倓率兵配合李軍攻占范陽，覆其巢穴、說可破賊。肅宗不用，他急欲收復兩京，不惜以勞攻逸，和叛軍打硬仗，攻堅城，一切違反李泌的戰略。這就使唐軍陷於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於回紇，這就是肅宗的錯誤決策造成的。這首詩，表面上在批評諸將無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實際是說肅宗無能。
首聯：“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
“韓公”，即唐張仁願，封韓國公。“築三城”：唐中宗神龍三年（707年），張仁願到瞭朔方軍，治所在靈州（甘肅靈武），築三受降城（城墻），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驕”：胡人自稱為天之驕子，轉指少數民族首領。“拔漢旌”：拔去漢人的旗幟，即侵犯。這一聯是說，張仁願築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斷絕突厥的南侵。
次聯：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豈謂”，哪裡料到。“盡煩”，太煩勞。“回紇馬”，回紇的騎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儀任朔方節度使，所以稱他統帥的部隊為朔方兵。這一聯是說，如果按李佖的戰略，完全可以破賊，卻弄得反而要求助於遠處的回紇，真是太煩勞別人瞭。語含諷刺。也說明這種作法和張仁願築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貫主張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對借助回紇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寫的《留花門》一詩中鮮明地反對借兵回紇（花門即回紇），其詩曰：“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鋪，百裡見積雪……田傢最恐懼，麥倒桑枝折。……胡塵逾太行，雜種抵京寶。花門即須留，原野轉蕭瑟。”
三聯：“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胡來不覺潼關隘”：這句是承首聯，說築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將士起作用，否則即使是潼關的險要，安史叛軍來時，不覺得它的險要，被攻破瞭。從而顯出人才的重要。
“龍水猶聞晉水清”：聽說唐高祖在晉陽起兵時，晉水清瞭；又聽說至德二年（757年）夏歷七月，嵐州合關河清三十裡，九月廣平王（代宗）收西京。“猶聞”，是說過去聽說，現在又聽說。但情況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晉水，以有天下，建立瞭唐朝，也曾請兵突厥，其後突厥恃功侵犯，卻能制伏他。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當時大將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戰的勇武之士；廣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裡，他借兵回紇卻是引狼入室，後患無窮。這說明為國傢的能力問題，實在太重要瞭。人謂“聖人出則黃河清”，原是對皇帝的恭維話，不足為據。這就自然地歸結到末聯：“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責諸將隻知坐享太平，不圖報國。明是批評諸將，暗是指責代宗。透露出作者對國難關切的心情和對借兵回紇是失策的感嘆，顯示出作者的遠見和深心。
這首詩指責諸將無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錯誤地借助外力，實則指責朝廷大政方針的失策。
其三
這首是承上首“胡來不覺潼關隘”，接寫安史亂平後，其餘黨並未真正歸順朝廷。
首聯：“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洛陽宮殿化為烽”，這是指洛陽兩次被兵火所毀。一次是天寶十四載（755年）毀於安祿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毀於史思明。“秦關”，指潼關。“百二重”：“百二”，是說潼關二萬兵足以當敵百萬。“重”，險固。“洛陽”二句是說，宮殿都保不住，不要誇口說秦關兵二萬足以當敵百萬。
次聯：“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
“滄海”，即現在的河北、山東東部。“薊門”，即今河北北部。“禹貢”、“堯封”：這裡是指國傢版圖。這兩句是說，滄海、薊門一帶，仍被歸降的安史餘黨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懷仙、李正己等所盤據，他們擁兵割據，自設將吏，不向朝廷繳納貢賦，實際並未歸順朝廷，所據地區未歸入國傢版圖。
三聯：“朝廷袞職雖多預，天下兵儲不自供。”“袞職”，朝中大臣。“預”：參與。當時朝中大臣多兼地方節度使重任，將相不分。“兵儲”，指軍需供給。“朝廷”二句是說，雖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節度使的重任，但他們不屯田積糧，而加重賦斂和扣留朝廷糧餉。所說“天下兵儲不自供”。這實際是指出朝廷用人不當所致。
末聯：“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王相國”，即王縉，作過相國，遷河南副元帥。“事春農”：指讓軍隊屯田以自給。“稍喜”二句，說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國還能註意讓邊軍屯田，以減輕一點朝廷的負擔。
這首表面上是責諸將不知屯田積糧以解決軍食，實際上也是指責朝廷無能。
其四
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當，進而寫宦官專權。
首聯：“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　未全銷。”
“回首”：楊倫註：前三首皆北望發嘆，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帶。唐時嶺南道有扶桑縣，屬禺州。“銅柱”：東漢馬援所立，以為漢之極界；玄宗時，何履光以兵定南詔，曾復立馬援銅柱。氛：妖氣，指戰亂叛離之氣。時南詔背唐，與吐蕃連結。廣德元年（763年）夏歷十二月，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縱兵大掠（見《舊唐書·代宗記》）“回首”二句是說，回首看到銅柱標志的南方疆界，戰亂之氣未歇。“越裳”：南方國名，地接交趾，《後漢書·賈琮傳》載：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王毒瑁、異香、美木之屬。南海明珠：《太平禦覽·珍寶部》二，引《鄒子》：“珠生於南海。”“越裳”二句，說南方各地，因戰亂離貳，貢賦皆絕。
三聯：“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殊錫”：特殊的寵賜，猶異寵。“大司馬”即太尉。“總戎”，總兵，即元帥。這裡指一般將帥及節度使而有“侍中”之銜的，沒有例外，所以說“皆”。其冠以貂尾為飾，所以說“總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異寵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輔國，因擁立肅宗、代宗之功，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軍，又拜兵部尚書；宦官魚朝恩，因吐蕃攻占長安，代宗幸陜，衛隊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掌神策軍；宦官程元振，因與李輔國一起擁立代宗有功，而任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不逾歲，權震天下”（《新唐書·官專》）。後來魚朝恩不僅控制瞭軍政大權，而且兼判國子監，控制瞭文教大權。朝中公卿無人敢諫。事實證明，從玄宗開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傳下來，認為最可靠的是他們的奴才——宦官。但這種“奴才哲學”卻毫不留情，他讓“主子”們吃自己釀成的苦酒。這就是唐朝中期以後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禍”的由來。
末聯：“炎風朔雪天王地，隻在忠良翊聖朝。”
“炎風”，指南邊疆土；“朔雪”，指北邊疆土。“天王地”：春秋時稱周天子為天王，以借指當代君主，即《詩經》所謂：“普天之下，奠非王土”。這又聯系到上一首中的“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即祖國領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盤據任何一方。要做到這一點，那就“隻在忠良翊聖朝”，隻有靠忠良的諸將來輔佐聖朝瞭。這兩句，是勉勵諸將為國效命，恢復國傢舊有版圖。
這一首，主要是指責朝廷失控，軍政大權為宦官所左右，詩人正為此心憂。
其五
這一首贊嚴武，責鎮蜀諸將平庸。
“錦江春色逐人來”，詩人於公元766年（大歷元年）夏歷五月離開成都草堂，雖然已入夏令，而“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來”指緊緊跟隨人後不肯離去。“錦江春色”因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藝術效果。詩人用他對成都風物的美好回憶作為最佳贊辭，以此開端，也使人立即憶起瞭他寫於成都的《登樓》中的名句：“錦江春色來天地。”
“巫峽清秋萬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時，曾入嚴武幕府。嚴死不久，他出蜀東下，流寓夔州。此時距嚴武之死，才過一年。夔州地接巫峽，又值秋季，詩人回憶成都舊遊，不禁百感交集，頓覺“萬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觸動瞭對去世未久的嚴武的深切悼念。通過描寫錦江巫峽兩地不同時令特征，為後面展示詩人對嚴武的回憶制造瞭適宜的氣氛。
“正憶往時嚴仆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二句追“憶”在嚴武幕時，曾陪嚴武於望鄉臺“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誰知嚴已成古人。嚴武死後，追贈尚書左仆射，因而稱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宮中特使。“望鄉臺”，在成都縣北。“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懷。”接前兩句寫瞭嚴武鎮蜀業績。上句寫唐“主恩”寵之隆，嚴武剖符“持節”一任東川節度使，兩任劍南節度使。“三持節”是對嚴這一經歷的最好概括。下句寫嚴武的儒將風度。嚴武治軍甚嚴，賞罰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與杜甫“舉杯”飲酒，開懷賦詩，不愧兼擅文經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劍門，東有夔巫，“地形”號“天下”“險”阻。嚴武坐鎮其間，堪稱李唐王朝最“須”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對嚴武鎮蜀整個歷史過程的藝術概括，也是對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嚴武再次鎮蜀，後為高適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亂及松、維、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廣德二年）三次鎮蜀，曾大破吐蕃兵。後“以疾終”，郭英乂代之，不數月而有崔旰之亂，英乂被殺。“安危”指轉危為安。它是全詩的高潮和總結。詩人的激情在這裡再次得到藝術體現。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隨時都可能出現嚴峻形勢。
這是一首“議論時事”，可當“紀傳”讀的七律詩。開頭、結尾都以激情取勝。中間兩聯將嚴武治蜀業績與自己有關活動，用追“憶”形式娓娓道出，與一般“吟風弄月，登眺遊覽”的“任興漫作”，迥然有別。沒有杜甫“憂時之真心”和“識學筆力”（《杜詩本義》），是絕對寫不出來的。誠如黃生評說：“他人詩皆從紙上寫出，惟公詩從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儼然可想，所以千秋猶有生氣”。
《諸將五首》的內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亂以來的軍政大事為中心展開議論，表現瞭詩人對國傢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關懷和憂慮；他極度希望君主明智有為，文臣武將用得其人，語言慷慨蘊藉，誨人良多。因每首都與諸將有關，故以“諸將”為題，實則筆鋒指向當時皇帝，體現瞭杜詩沉鬱頓挫的風格。
“安危須仗出群材”，這即是第五首的結語，也是《諸將五首》的中心論點，也是詩人對安史之亂以來軍政大事的感憤。
《諸將五首》是政論詩，在議論中深含詩人自己強烈的愛國感情，不僅使讀者明其理，而且激動著讀者的心靈。
參考資料：
1、
周嘯天 等．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569-570
2、
周嘯天 等．唐詩鑒賞辭典補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0：288-289

創作背景

《諸將五首》是一組政治抒情詩，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作於夔州。當時安史之亂雖已平定，但邊患卻沒有根除，詩人痛感當時的朝廷武官們平庸無能，故作詩加以諷刺。
參考資料：
1、
周嘯天 等．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569-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