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隗 輔佐晉元帝

本名：劉隗

字號：字大連

所處時代：東晉

民族族群：漢族

出生地：彭城

出生時間：273年

去世時間：333年

主要成就：輔佐晉元帝

輔佐元帝

西晉末年，八王爭權，問鼎於中原。在這種形勢下，劉隗、刁協都極力謀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晉身。刁協棄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穎，為平北司馬。後看到趙王倫兵多勢眾，棄穎投倫，任相國參軍。趙王倫敗，他又轉奔長沙王乂門下，為驃騎司馬。而當局勢朝著有利於東海王越的方向發展時，他又投靠鎮守鄴城（今河北臨漳）的東嬴公司馬騰（按：司馬騰為司馬越之弟），被任為長史，遷潁川太守。東嬴公司馬騰敗死，刁協經過選擇，認為東海王越系統的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瑯邪王司馬睿所轄的兩淮及江南地區比較穩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餘地，遂避難渡江，被用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劉隗則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馬睿的轄區之內，與司馬睿是上下級關系而交上瞭天時地利人和的好運，被睿任為從事中郎。

可是，刁協、劉隗所依附的卻是弱主。瑯邪王司馬睿勢單力薄，完全有賴於以王導、王敦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擁戴才得以立足。王導內控朝政，王敦外居荊州重鎮，司馬睿不過是門閥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時有諺雲：“王與馬，共天下。”形象生動地說明瞭當時主弱臣強的政治狀況。對此，不僅司馬睿十分不滿，而且傢族勢力不強的劉隗、刁協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鞏固受到直接威脅。所以，司馬睿不甘寂寞，從移鎮建鄴（今江蘇南京市）開始，就有意重用刁協和劉隗，引二人為自己的親信；刁協、劉隗二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也盡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權，以期蒙被顯貴。

刁協因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禮儀制度。所以他在東晉皇朝創立初期，被委以創立憲章的重任。當時，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過去的禮儀制度，刁協排除各種困難，在較短的時間內，經過反復修改補充，終於制定瞭一整套封建典章禮儀制度。它的建立，對於明尊卑、辨貴賤、別等級、防僭越、崇皇權、抑權臣具有一定作用。司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協，拜其為尚書左仆射。太興初年，遷尚書令，又加金紫光祿大夫。

劉隗則善於探求司馬睿的旨意，並憑借他兼通文史、習於政務的長處，往往能夠在司馬睿尚未發話時就滿足他的願望，故司馬睿將劉隗視為十分稱心得力的心腹。司馬睿對王導的鎮之以靜、“寧使網漏吞舟”的扶植縱容門閥勢力的政策深為反感，一反“本諸傢傳禮來久”的儒學傢族傳統，而“

用申韓以救世

”，奉行“

以法禦下

”的方針。而劉隗為人耿直，不畏權勢，又對司馬睿忠心無貳，故司馬睿以劉隗為丞相司直，後又轉為禦史中丞，委以刑憲。劉隗忠實地執行“以法禦下”的方針，堅持排抑豪強，不避權貴的原則，對違反封建禮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權的行為堅決地予以舉劾。

護軍將軍戴若思也是晉元帝司馬睿的親信，但他擅自讓府將篡取軍士，劉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喪而結婚，以孝友著稱的東閤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嫁女，劉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東晉初，在寧使網漏吞舟”政策的保護下，貨賂公行，吏治腐敗。劉隗力圖予以糾正。丞相行參軍宋挺是揚州刺史劉陶的門生，劉陶死後，他強娶劉陶愛妾為妻，又盜竊官佈六百餘匹，本應棄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為長史。劉隗得知此事，認為宋挺霸占舉主劉陶之妻，違背三綱之義，有悖人倫之序，而且尚貪贓枉法，雖遇赦免死，但應除名，禁錮終身並發配邊境充兵；對於明知宋挺贓污亂倫，卻仍欲舉薦為官的阮抗，則應給予免官和下獄治罪的處分。晉元帝雖表示贊同，但因宋挺已經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劉隗據理力爭，認為為瞭作法垂於後世，整肅風紀，必須堅持原判，並班下遠近，使人人皆知。晉元帝同意瞭他的意見。

劉隗法不阿貴，不畏強禦，他將矛頭直指當權的門閥世族。汝南周?，是東晉政權的臺輔重臣，權勢頗重。有一次，廬江太守梁龕居喪請客，周凱與三十多人赴宴。劉隗奏免梁龕官，削侯爵，以明喪服之禮；周?等人則明知梁龕居喪而仍然赴宴，宜各給予剝奪一個月俸祿的處分，以肅其違。晉元帝從之。而後，周?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傷門生二人，又砍傷前來糾察的建康左尉。劉隗因此再次彈劾周?，周?坐免官。

對於權傾朝野的瑯邪王氏傢族，劉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強顯貴，驕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劉隗劾奏，隻是因晉元帝畏於王導，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審理。但是，劉隗並未因此氣餒。當時，“用法不及權貴”之弊十分嚴重，執法不公，用法不嚴，故有“延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的民諺。建興中，丞相王導府中的督運令史淳於伯被冤殺。劉隗為其申理冤情，指責具體負責此案的從事中郎周凱、法曹參軍劉胤等人刑殺失於公允，不能勝任其職，請皆免官。其矛頭直指周?等人的後臺王導。王導被迫上疏引咎，請求辭職。晉元帝未接受其辭呈。

刁協雖不負責刑憲，但他性格倔強剛悍，不肯與當時門閥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對優遊無事、貪污腐化、朋黨比奸、趨炎附勢的風氣深惡痛絕。他放達不羈，飲酒過量，常常借醉酒之機而指責辱罵公卿大臣。

刁協和劉隗對皇權的忠誠以及執行“以法禦下”的堅決，使晉元帝對他們更加信任。太興初年，任命劉隗為侍中，又賜爵都鄉侯。不久代薛兼為丹楊尹。他雖不在中朝，但仍與尚書令刁協一起參予制定所謂“萬機秘密”，二人成為晉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對此，極力想要專權擅政的門閥勢力極為不滿，他們對劉隗、刁協二人莫不側目以視，一方面將“以法禦下”的政策比之為“刻碎之政”，一方面則對劉、刁二人進行直接的人身攻擊，說他們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劉隗舉劾，對隗恨之入骨，以至於仇及刁協。他的哥哥吏部尚書周?曾在尚書省內當值，夜裡突然發病，十分危險。刁協正好在場，馬上采取措施予以醫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時，周?病情有所好轉，刁協遂讓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趕來，刁協見到他，哭泣著述說周?晚上病危的狀況。而周嵩十分冷淡，揮手讓刁協走。刁協走到戶外以讓其兄弟敘談。周嵩看到周?，連病情都沒問就說：“你在中原時曾與和嶠齊名，現在怎麼能與佞幸小人刁協有交情。”說完便揚長而去。

周嵩將刁協、劉隗比成佞幸，是對晉元帝疏遠和排抑南北世族勢力表示不滿。他曾上疏晉元帝，力諫切勿疏遠王導，重用刁、劉。在奏疏中，他把王導比作諸葛亮，認為晉元帝“以危為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為賢。”晉元帝沒有理睬他的意見。至於王導，由於自己是“以法禦下”政策的首要目標，自然不便對刁協、劉隗進行直接人身攻擊，但他對刁、劉二人的仇視卻往往不由自主地溢於言表。他聲稱為政不應“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而當他對當朝人物進行品評時，卻說：“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壼）之峰距”。評價刁協為人“察察”，實是貶斥而非贊譽。

劉隗、刁協既然將其命運系於皇權，所以毫不在乎來自門閥勢力的種種非議和反對，繼續在晉元帝的支持下，采取瞭一系列弱枝強幹的措施，從而使得皇權與門閥世族之間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王敦反叛

東晉初年主弱臣強的重要原因，就在於門閥世族握有軍權，盤據外藩，司馬氏為代表的中央皇朝幾乎無兵可用。在握有強兵的諸傢族中，以瑯邪王氏為最盛。王敦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居長江中上遊重鎮，與內控建康朝權的王導遙相呼應，是威脅封建皇權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擁立之功，專任外藩，“

手控強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

（《晉書·王敦傳》）。因此，劉隗、刁協認識到，欲加強皇權，僅僅實行“以法禦下”是不行的，還必須削弱乃至剝奪門閥世族的兵權。於是，劉隗以王敦威權過於強盛，終將成為禍亂之源為由，竭力勸說晉元帝司馬睿任用心腹為外藩方鎮長官，以收兵權。此議剛剛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現空缺。王敦為瞭擴大自己的權力范圍，立即表請以自己的親信、宣城內史吳興沈充為湘州刺史。湘州號稱南楚險國，據長江上遊之勢，位於荊交廣三州交界處，是“用武之國”（《晉書·閔王承傳》）。控制湘州，對建康東晉朝廷來說，無疑等於在王敦勢力范圍內打進一個楔子。因此，晉元帝在劉隗、刁協等人的勸告下，未理會王敦的表請，而於太興三年（320）十二月，任命自己的從叔父左將軍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經動亂後荒殘困弊，加上譙王承本人將才不足、能力較低，故王敦雖心懷不滿，但對此也並無太大異議。他憑借湘州位於自己的都督區內，既不給本來就沒有多少軍隊的湘州增加兵員，又不供給軍事器械，聽任譙王承之鎮湘州。主弱臣強的局面仍未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將部下在揚州的傢屬接到荊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這一要求，則可收買人心，並可以防備來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絕，則可因此煽動將士對朝廷不滿，為起兵提供借口。劉隗、刁協接到王敦的上表，認為王敦奸逆之心已經昭著，則一方面抗絕瞭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傢屬為人質，牽制王敦以便盡可能地延緩他反叛的時間。另一方面，開始積極地著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揮的新軍，以便在萬一王敦反叛的情況下，不至於因無兵可用而束手就擒。但在當時的軍戶制下，良人無當兵的義務，軍戶又多由門閥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軍，必須要解決兵源問題。為解燃眉之急，尚書令建議征發揚州諸郡的奴客為兵，以備征役。太興四年（321）五月，晉元帝下詔發奴為兵。七月，任命親信、尚書仆射戴若思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今江蘇淮安市），各領以奴為兵者萬餘人。劉隗、戴若思臨行前，晉無帝司馬睿親自來到他們的營地，慰問勉勵將士；並為劉、戴二人設宴餞行，開懷暢飲，賦詩勵志。

劉隗、戴若思分別鎮戍合肥、淮陰，名義是為瞭防禦北方入侵，實際上則是使合肥、淮陰、建康形成犄角之勢，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王敦反叛。劉隗出任外藩後，仍遙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務，如選舉用人等，晉元帝都要與他密謀後才作出決定。王導則被架空，受到冷落，鬱鬱而不得志。王敦因此極為不滿，寫給劉隗一封帶有威脅和利誘雙重含意的信，信上說：“聽說近來皇帝非常信任你，所以我想在中原動亂、大賊未滅的形勢下，與你和周顗等人齊心協力，輸佐王室，以便安定天下。如果我們之間可以平安相處，則皇室國運可以歷久不衰，反之，則天下將永無安定之日。”劉隗回信引用瞭《莊子大宗師》中所說的“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認為人各有志，不必強求一致，非有過往不可，拒絕瞭王敦的拉攏；又引用晉大夫荀息所說的“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表示這也是他的志向，含蓄地指斥王敦懷有不臣之心。王敦見信，氣急敗壞，對劉隗更加怨恨。他在荊州聚集軍隊，加強戰備，籌劃東征京師建康；又充分利用發奴客為兵後在揚州地區士族地主中對朝廷存在的不滿情緒，派吳興人沈充回到揚州，糾合反對朝廷的勢力以配合即將發動的東征。在舉兵反叛前，王敦向自己幕府長史、名士謝鯤征詢意見，說：“劉隗這個奸佞小人，將要危及朝廷，我打算清君側之惡，匡輔皇帝，以拯救國傢，你看如何？”謝鯤回答說：“固然像你所說的那樣，劉隗是造成禍亂的根源。但是，躲在城墻中的狐貍以及宗廟裡的老鼠之所以安然無恙，是因為人們擔心如果熏燒它們將毀壞城墻和宗廟。劉隗之所以恣意而為，是憑借皇帝的支持。除掉他，必然會因此侵僭君權，危害國傢。”王敦反意已定，聽瞭這番話後勃然大怒，說：“你這庸才，豈識大體！”

永昌元年（322）春正月，王敦以討劉隗、清君側為名，在武昌（今湖北武漢市）起兵。他上疏列舉瞭劉隗十大罪狀：其一，邪佞諂媚，譖毀忠良，擾亂朝政；其二，大興事役，賦役不均，勞擾士庶；其三，選舉不公，進人退士，高下由己；其四，免良人奴為兵，百姓嗟怨；其五，僭越過制，以朝廷黃門侍郎、散騎侍郎為參軍；其六，假借舉義，扶植個人勢力，招收徐州流民為府兵；其七，拒絕荊州將士接迎妻小，使三軍將士無不怨憤；其八，以曾在皇帝即位前投書勸進的王官充征役；其九，以自贖得免和已放遣的客或其子弟為兵，有所不得，輒歸罪於原來的客主，使百姓怨聲載道；其十，刑罰失中，人人自危，有識杜口。

王敦軍至蕪湖（今安徽省蕪湖市），又上表列舉瞭刁協的罪狀。晉元帝見疏表，大怒說：“

王敦竟敢犯上作亂，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將親自率領六軍，討伐叛逆。有能殺王敦者，封五千戶侯。”同時，命令劉隗、戴若思急速率兵回建康勤王助討。

劉隗到建康時，百官列道迎接。他舉止瀟灑，神態自若，慷慨陳詞，激勵眾志。他與刁協一同入宮見晉元帝，竭力主張誅殺留在建康的以王導為首的瑯邪王氏。晉元帝未采納這一建議。劉隗因此知道晉元帝在為自己留條退路，並無堅決平叛的決心，感到前景不妙，遂忐忑不安，面有懼色。

晉元帝首鼠兩端，不敢堅決平叛的態度，以及不滿於“以法禦下”政策的門閥世族和受發奴客為兵之害的士庶對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叛軍進展神速，在沒有遭到什麼抵抗的情況下，兵鋒直指建康。晉元帝雖仍口喊平叛，實際上卻畏敵如虎。他一反疏遠王導的態度，任命王導為前鋒大都督，王導在軍事上毫無建樹，致使建康城的守衛形勢岌岌可危。晉元帝無奈，派瑯邪王廙帶旨勸說王敦止兵，但王廙一去不返，投棄瞭王敦。晉元帝又任用陰險好利的大族名士周札為右將軍，都督石頭城諸軍事，戍守建康門戶石頭城。而力主平叛的刁協、劉隗，卻沒有在平叛中受到重用。世族頭面人物周顗被任命為尚書左仆射，實際上是剝奪瞭尚書令刁協的實權；而劉隗也隻能戍守位於建康外圍的丹楊江乘蒲上的金城，作為外援而已。

王敦因此氣焰囂張，進兵不止，很快就兵臨建康城下。他打算先攻金城，消滅劉隗，以解心頭之恨。部將杜弘勸他說：“劉隗養瞭許多敢死士兵，所以金城不容易攻克。不如先攻石頭城。石頭城守將周札為人苛刻，士兵都不願為其效力，攻城必勝無疑。周札兵敗則劉隗必然不攻自潰。”王敦言聽計從，以杜弘為前鋒，進攻石頭城。周札未加抵抗就打開石頭城門，投降瞭王敦。

石頭城既陷，建康城危在旦夕。晉元帝命令刁協、劉隗等人率眾反攻，企圖奪回石頭城，以挽救敗局。刁協、劉隗攻城不下，反被王敦所敗。王敦乘勝進入建康城內。這時，建康城內一片混亂，叛軍四出劫掠燒殺，無惡不做，宮省內百官公卿驚恐萬狀，奔逃一空。晉元帝見大勢已去，決定放棄抵抗。他脫去瞭戎衣，改穿朝服，對左右隨從說：“王敦想要取我代之，早明說就是瞭，何必要如此殘害百姓！”又派使者對王敦說：“你如果仍忠於朝廷，就息兵停戰，天下尚可以維持安定；如不是這樣，朕將仍回瑯邪國為王，給你讓出皇位。”

在這種情況下，劉隗、刁協亦無回天之力。他們敗退到臺城，在太極殿東側的階下見到瞭晉元帝。元帝拉著劉隗、刁協兩人的手，流淚嗚咽，不勝悲傷，並勸他們立即逃離建康，以避殺身之禍。刁協說：“臣應當以死節事君，故不敢有貳心而出逃。”元帝說：“現在事逼無奈，不走怎麼可以呢？”遂令人給劉隗、刁協人馬，讓他們自尋生路。劉隗、刁協與晉元帝揮淚告別。劉隗行至淮陰，為戍守此地的劉遐所襲擊，不得不帶著妻子、子女和親信二百多人投奔後趙的石勒。石勒以劉隗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成帝咸和八年（333），劉隗隨從石虎征前趙，戰死於潼關，終年六十一歲。刁協因年老體弱，出逃後不能騎馬，行動遲緩，加上他向來對下屬毫無恩惠，同行的左右都與之離心離德，故行至江乘（今南京東北二十公裡處）時，刁協被人誅殺，首級送至王敦。王敦允許刁氏傢屬為刁協收屍埋葬。晉元帝聽到刁協身死未免的消息，十分悲痛，秘密下令，逮捕並誅殺瞭送刁協首級的人。

平反刁協

晉明帝太寧二年（324），王敦之亂被平定。與王敦有矛盾而被其誅殺的世族頭面人物，如譙王承、甘卓、戴若思、周、虞望、郭璞、王承等人，東晉王朝都予以平反昭雪，被以顯贈。甚至曾為王敦開城門投降的周札（被王敦在太寧二年所殺），也在王導的堅持下，按“以身許國”的功名贈以衛尉。而在當時“不與劉石通”的情況下，劉隗投奔石勒，顯然屬於投敵叛國，大逆不道，所以王敦雖平，劉隗仍不得歸國。至於刁協，因素來與當權的王導等人有矛盾，也以出奔不盡臣節的罪名，不在平反之列。至成帝咸康年間（335—342），刁協的兒子刁彝上疏，為其父鳴不平。朝議時，在位權貴多認為晉明帝時褒貶已定，不宜再予以更改；而且刁協不能守臣道死身事君，在出逃後遇害，所以不能恢復其官爵。丹楊尹殷融持有異議，他認為：“王敦是十惡不赦的叛臣，罪不容誅。因此，與王敦勢不兩立的刁協之善亦不容賞。如果認為刁協的忠君是出於一己之私利，出謀劃策又常有失算，並以此對刁協橫加指責，不過是出於偏見而已。現在，把叛臣王敦所行的誅殺確定為國刑，將如何能達到勸善沮惡的目的！在王敦目無君主，專權擅政時，刁協挺身而出，是為瞭國傢而非個人。過去楚國的孔寧、儀行父追隨昏君，幹瞭不少壞事，而楚國仍恢復瞭其官位，就是因為他們是君主的親信，況且刁協與晉元帝之間還是忠義的關系！刁協又是中興四佐之一，位於群臣之首。至於出走，是因為勢窮計屈，奉命而行，並非為瞭逃避刑罰，所以宜予以顯贈，以明忠義。”

當時庾冰輔政，對殷融的建議遲疑而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又寫信給庾冰，為刁協申理，信的大意是：“刁協是中興功臣，死於王敦之亂。天下不知道他有什麼罪過，卻隻看到他被貶黜，致使其兒子稱冤喊屈。這隻能使親者痛，仇者快，沮喪忠臣之節，使天下生惑，為王敦之黨報仇。刁協功大於過，與過去楚國的佞幸小人孔寧、儀行父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宜追加顯贈。我聽說有人認為明帝時刁協已被廢黜，現在不宜再予以糾正。我以為不然。刁協不是在明帝時被誅，而隻是未加贈而已。至於明帝時加贈的周顗、戴若思，都不是王敦檄文所欲誅討者，在叛亂得逞後才被殺害；周顗、郭璞等人也不是在為君主禦難時被殺，卻都加以褒贈。與此相比，刁協忠義為重是顯而易見的。我又聽說下面的人多認為應該給刁協加贈。刁協為什麼會得到眾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如果說以寬柔得人心，則刁協為人粗獷，積怨甚多；如果說以富貴得人心，則刁氏今日已成貧賤寒門。其原因就在於事不公允。希望足下深思。”

庾冰看信後，深以為然，上奏書給成帝

。成帝詔曰：“刁協欲忠於君主，卻喪失瞭為臣之道，致使王敦得以托名清君側，肆行叛逆，遂使社稷致禍，君主受辱，對此刁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若嚴明國典，則對刁協處以刑罰亦不為重。現在之所以重議刁協事，不過是因他尚有功勞可言，王敦叛亂亦未持久而已。可以復刁協本來官位，加以冊祭，以明凡忠君者有微功必顯。雖然不能對其過失加以貶裁，然而或許可以對後人以勸勉。”於是追贈刁協本官（尚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祭以太牢，基本上予以平反昭雪。

劉隗有子名綏，與劉隗一同投奔石勒。孫劉波，曾為石虎手下的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後投奔東晉，官至散騎常侍。劉波子劉淡，東晉末年，為廬江太守。

刁協有四子：刁逵、刁暢、刁弘，另一子名不詳。刁協平反後，逵、暢、弘並列顯職。桓玄篡政，三人都依附於桓玄。後為劉裕所族誅，刁氏遂滅族。刁協諸子不以儒傢名教為準則，專事商業和搜刮民財，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又占固山澤，被稱為“京口之蠹”。刁氏族滅後，劉裕將其財產分給百姓，讓大傢盡自己的力量隨便拿。就這樣，分財產也持續瞭好幾天。當時天下饑饉，百姓多因此而得以免於死亡。 

① 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刁協傳》及《劉隗傳》，下引此傳者，不另作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