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禎 中國近代造船航運海軍建設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本名：沈葆楨

別稱：沈振宗、沈幼丹、沈翰宇

字號：字幼丹又字翰宇

所處時代：中國（清朝）

民族族群：漢族

出生地：福建省侯官縣

出生時間：1820年

去世時間：1879年

主要成就：主持福州船政局創辦南洋海軍建設臺灣

官職：江西巡撫、兩江總督、南洋大臣

早年生活

沈傢祖居河南，南宋時遷居到浙江，雍正年間沈氏傢族

中的一支繼續南遷至福建侯官。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沈葆楨出生於貧苦的讀書人傢庭，父親沈廷楓以教書為業，亦是貧苦的私塾先生 。靠每個月微薄的收入養傢糊口。母親林惠芳嫻熟勤快，不但終日替別人做女紅補貼傢用，而且還負責瞭沈葆楨童年時代的教育。她的教子方法獨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點，然後再教習《三字經》、《百傢姓》等啟蒙讀本，教授的過程並非按書誦讀而是常常講解原因 。

沈葆楨是舅舅林則徐閣樓上書房的常客，在這裡，他覽閱瞭許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與舅舅的交談中也開始對“洋務”二字產生瞭最處的瞭解。他也經常把自己從書中得到的想法告訴舅舅，在一次談話中，他表達瞭對興辦洋務的看法。 

考取功名

道光十六年（1836年），16歲的沈葆楨

考取秀才。 道光二十年（1840年），沈葆楨和老師林昌彝同榜考中舉人，這年沈葆楨剛好20歲。此時，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不久，擔任兩廣總督的舅舅林則徐被朝廷革職查辦。 這年在雙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楨和小他一歲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則徐的次女，十歲時和沈葆楨訂婚。）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葆楨赴京趕考，落第。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沈葆楨與父親沈廷楓一同上京赴秋闈，父子二人都沒能考中，父親發誓永不再考科舉，回鄉繼續教書。沈葆楨年富力強，決心背水一戰，再苦讀三年，再試。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沈葆楨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升監察禦史。

咸豐四年（1854年），補江南道監察禦史，一年後調貴州道監察禦史。 咸豐五年（1855年），沈葆楨出任江西九江知府。

揚名官場

咸豐六年（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楨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楨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親戚過多為由推辭而改任地處偏遠的江西廣信（今江西上饒）知府。這時侯，太平軍已兩次攻打江西，占領瞭八府50多縣，朝廷隻剩南昌、饒州、廣信、贛州、南安五郡，整個江西的局勢岌岌

可危。 八月，江西太平軍將領楊輔清率萬餘人向清軍發起瞭進攻，連克瀘溪、貴溪、弋陽，進逼廣信城。當時，沈葆楨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倫外出征辦軍糧、軍餉。廣信城裡的400守軍，聞弋陽失守，紛紛遁逃。城裡隻剩下知縣、參將、千總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們組織百姓緊逼城門，誓死堅守。在危急關頭，林普晴顯示瞭將門名臣之女的風范和氣節，一邊鼓舞百姓，一邊派人向林則徐以前的部下，駐紮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饒廷選求援。第二天沈葆楨趕回瞭廣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饒廷選商議之後，采取瞭攻其不備，襲擾輜重的戰術，七戰七捷，打退瞭楊輔清的進攻。經此一役，沈葆楨揚名官場。 

咸豐七年（1857年），升任江西廣饒九南道，三月，石達開攻打廣信，沈葆楨、饒廷選率守軍頑強抵抗，激戰數日，石達開敗走浙江。 咸豐九年（1859年），沈葆楨以父母多病，請求離職回傢探望。已經整整十五年沒有回傢瞭，傢鄉的日子帶給他的不僅是快樂和回憶，更是難得的清閑和松弛。 咸豐十年（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贛南道道臺，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辭。於是被留在原籍辦團練，曾國藩很是賞識。咸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請他赴安慶大營，委以重用。不久，推薦他出任江西巡撫，倚用湘軍將領王德標、席寶田等鎮壓太平軍，

同治三年（1864年），捕殺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貴福、洪仁玕等。 同治四年（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楨離官回鄉丁憂。 

為政東南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行轅設在福州。八月，朝廷

批準瞭左宗棠關於設輪船制造局的奏折，決定在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設船政局，即以後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陜西回民起義，調任陜甘總督，行前力薦丁憂在傢的江西巡撫沈葆楨接手船政，並親自到宮巷請沈葆楨出山。然而，左宗棠兩次探望沈葆楨時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諉瞭。 

同治六年（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辦福州船政局。當時，正是舉辦洋務運動時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馬尾創辦造船廠，尚未來得及開工，就被調往陜甘任陜甘總督。臨行前左宗棠上疏說：非沈葆楨不能任其職。所以沈葆楨一上任即建船塢及機器廠，並附設藝童學堂。造成船艦20艘，分佈各海口。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又創辦藝圃，學制5年，培養監工人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臺灣，被高山族人民誤殺為借口，發動侵臺戰爭。清廷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臺辦理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籌劃海防事宜，辦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楨開始瞭他在臺灣的近代化倡導之路。

抵禦外辱

19世紀六七十年代，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紛紛從四面八方向中國邊疆侵逼，造成中國邊疆的普遍危機。尤其對於臺灣，先後就有美、日、法的先後入侵，造成臺澎地區和東南沿海的嚴重危機，成為當時邊疆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為兇狠。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迅速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表現出對外關系上的極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鄰近的中國，對臺灣懷有覬覦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有琉球貢船兩艘遇風漂至臺灣，其

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兩社居民殺害，另12人逃脫得救，被中國政府由福州轉送回國。那時日本政府為瞭緩和日益尖銳的國內矛盾和由“征韓論”所引起的政治危機，正在醞釀對外發動戰爭，決計抓住這一事件作為出兵的借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設立侵臺機構―臺灣都督府，並組成征臺軍。五月十日，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3600多人在臺灣瑯嶠登陸，其攻擊目標主要是牡丹、高士佛兩社。十八日，日軍開始與當地居民交鋒，二十二日攻占石門，牡丹社酋長阿祿父子等陣亡。六月初，日軍1300餘人分三路進攻並占領牡丹社，十三日進占龜仔角社。七月中，日軍已完成對各社的征討、誘降，並以龜山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築醫院、營房、道路，並向後山南北各處番社分發日本國旗，準備久踞。清政府起初對日本的一系列侵臺活動毫無所知，直到四月十九日通過英使威妥瑪才始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照會日方詰責，並於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領輪船兵弁馳往臺灣，並授予他處理日本侵臺事件的軍事外交大權。六月中，沈葆楨到臺後，一面向日本軍事當局交涉撤軍，一面積極著手佈置全島防務。他在府城與澎湖增建炮臺，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廈門間裝置海底電線；增調淮軍精銳武毅銘字軍13營6500人入臺，部置於鳳山；陸上防務北路由臺灣鎮總兵負責，南路由臺灣兵備道負責，海上防務，以揚武、飛雲、安瀾、清遠、鎮威、伏波六艦常駐澎湖，福星一號駐臺北，萬年一號駐廈門，濟安一號駐福州；同時大力開通部落地區的道路，並派員招撫各處“番社”。清政府也相繼運來洋炮20尊，洋火藥4萬磅，火藥3萬磅，士氣民心為之大振。這些措施漸次推展開來，形成相當的聲勢，使日軍不能不有所顧忌。這時候，臺南南部惡性瘧疾流行，侵臺日軍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數十名，士氣極其低落。在進退維谷、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日本不得不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日方全權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顧問李仙得於是年九月到達北京，在前後七次談判中，日方仍堅執日本進兵的是“無主野蠻”之地，對此清政府予以嚴厲駁斥。大久保利通認識到，隻有在清政府所堅持的“番地屬中國版圖”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決日本侵臺問題。當時清政府的內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難，於是在英、美、法三國出面調停下，清政府決計讓步，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三十日簽訂瞭《中日臺灣事件專約》（《北京專約》）三條，除以“撫恤”及付給修道建屋費用為名償銀50萬兩外，約中有“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之語，日本出兵乃為“保民義舉”，實際上等於承認琉球為日本的屬國。日軍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一日撤出臺灣。

日本入侵臺灣是對中國在臺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挑戰，對中國來說，這是一次嚴重的邊疆危機。日本侵臺之役給清政府最大的教訓是，使它認識到自己的海防空虛，必須急起補救。

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發佈上諭，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中國近代海軍的建設從此走上軌道。促使清政府檢討其治臺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認識到危險主要來自於外部而並不是內部。過去清政府認為，“臺灣之患率由內生，鮮由外至”外國的侵略，官員們開始重視臺灣，把它稱為“七省門戶”、“南北洋關鍵”、“中國第一門戶”。沈葆楨、丁日昌一再奏請對日本侵臺應加嚴密設防，總理衙門也指出“經營臺灣實關系海防大局”，這是對臺灣地位的一種新認識。在這方面感受最深、變革最力的是沈葆楨。沈葆楨守住臺灣後，立即著手進一步的開發，實施瞭開禁、開府、開路、開礦四大措施。 

晚年逝世

光緒元年（1875年），沈葆楨撤軍內渡，同年奉旨進京，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辦南洋海防，擴充南洋水師，並參與經營輪船招商局，派船政學堂學生赴英法留學。

光緒五年（1879年）十一月病逝在江寧任上，享年60歲。派遣優秀學員出國留學是他晚年對近代中國的又一重大貢獻。這些出國深造的人員不乏嚴復、詹天佑之輩，他們後來成瞭近代中國各個領域的專傢，對推動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瞭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