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佈雷 國民黨第一支筆

中文名：陳佈雷

別 名：陳訓恩

國 籍：中國

民 族：漢族

出生地：浙江慈溪

出生日期：1890年11月15日

逝世日期：1948年11月13日

職 業：政治傢

畢業院校：浙江高等學堂

信 仰：三民主義

陳佈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名訓恩，字彥及，筆名佈雷、畏壘。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讀於慈溪縣中學堂，後轉入寧波府中學堂，1911年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鐸報》作記者。以“佈雷”筆名寫作評論。同年10月武昌起義後，他寫的《談鄂》十論，按日刊佈，響應革命。1912年3月加入同盟會，1920年赴上海，先在商務印書館編譯《韋氏大學字典》，後任《商報》主編。後為《國聞周刊》主要撰稿人。

1927年加入國民黨。歷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時事新報》主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兼任復旦大學中國國文科新聞組(新聞系前身)教授，主講《社論作法》。1935年後歷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最高國防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長期為蔣介石草擬文件。支持親屬奔赴抗日前線，設法掩護民主人士。抗日戰爭勝利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申報》顧問兼常務董事。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殺。著有《畏壘評論集》、《陳佈雷回憶錄》、《陳佈雷文集》。

人物生平

陳佈雷(1890年—1948年)，本名陳訓恩，字彥及，號畏壘，筆名佈雷，浙江慈溪人。因才華出眾，20多歲就在報界享有盛譽，抗戰時期，陳佈雷用如椽之筆，寫出瞭多篇激揚民族志氣的不朽文章，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位很受關註而頗有爭議的人物。

1907年，陳佈雷入浙江高等學堂就學，1911年畢業，名列第四名，同年秋應上海《天鐸報》之聘，任撰述，開始用“佈雷”為筆名。他才華出眾，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瞭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影響很大;孫中山先生代表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年輕的陳佈雷翻譯成中文最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幾年後，陳佈雷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不遺餘力地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

1927年，他與潘公展同至南昌見蔣介石，同年加入國民黨，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5月赴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

1928年，陳佈雷辭去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職，赴上海任《時事周報》總主筆，創辦《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隨蔣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其間，1930年曾赴南京任國民黨教育部次長)。1934年5月任國民黨軍委會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央委員。1946年任國府委員。1947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代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

1948年11月13日，陳佈雷自殺身亡，終年58歲，安葬於杭州市九溪社區上海市總工會療養院2號樓東鄰。

陳佈雷去世後，蔣介石追授陳佈雷“當代完人”的稱號。

報界奇才

1911年，陳佈雷進入上海《天鐸報》，他才華出眾，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瞭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影響很大;孫中山先生代表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年輕的陳佈雷翻譯成中文最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幾年後，陳佈雷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不遺餘力地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

20世紀20年代初，陳佈雷身在上海，他對國內局勢的種種評述，與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黨可說是不謀而合，南北遙相呼應，形成瞭一股朝氣蓬勃的革命輿論。孫中山贊揚《商報》“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說它的宣傳比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更有成績。陳佈雷所寫的有些時事評論，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辦的《向導》周刊轉載。中共領導人蕭楚女曾致函《商報》，贊揚主筆的革命精神。著名報人鄒韜奮也寫文章推崇他，說“陳佈雷先生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抗戰時期

國共兩黨通力合作揮師北伐後，蔣介石很需要身邊有支筆桿子可供自己驅使。享有聲望的陳佈雷是理想人選。北伐軍剛到南昌，蔣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請陳佈雷去南昌晤談。為延攬人才，蔣介石表現出謙遜姿態，陳佈雷為蔣介石的“禮賢下士”所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瞭《告黃埔同學書》。

抗戰時期是陳佈雷人生的一個高峰。1937年7月初，蔣介石邀集國內知識界名流200多人召開“談話會”，並在會上慷慨陳詞，他說:“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現在沖突地點已到瞭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我們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能變成北平……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隻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後的勝利。”這篇談話以“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句最為著名，它如同“抗戰宣言”一樣，為中國四萬萬同胞廣泛傳誦，激勵瞭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的最大決心。這篇演講稿，就是陳佈雷起草的。抗戰時期，陳佈雷還有許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贊譽，在國內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愛憎分明

他對一些進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順利回國。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郭沫若發表瞭有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發出通緝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變後，郭沫若欲回國抗日。為此，鬱達夫請陳佈雷為郭沫若說情。但蔣介石對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於懷，故而陳佈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殷契粹編》等一疊書說:“委座，據說，郭沫若這些年沒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頭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銅器銘文……學術成果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現在，他想回國參加抗戰，所想請示委座……”。這樣，經陳佈雷的說情，郭沫若才得以順利回國。

陳佈雷，正直清廉、秉公無私，在重慶時周恩來曾托人向他傳話，“對佈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隻為一個人服務，而要為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服務。”

領袖文膽

在民族大義上，國共可以團結禦辱，但是，國共兩黨又存在著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陳佈雷作為蔣介石的“禦用”筆桿子，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又擔任“總統國策顧問”及全國宣傳小組召集人，是國民黨政權在文化輿論宣傳方面的“總參謀長”。在他任職期間，他曾參與起草過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蔣編織過謊言，最典型的是為蔣編寫《西安半月記》。關於西安事變，陳佈雷知道張學良、楊虎城原為抗日而兵諫，並無“弒君”、“篡權”之意，也聽說瞭一些蔣在驚慌中跳窗逃至山後的狼狽情節。但蔣介石向他面授此書的綱目時，卻把張、楊說成是犯上作亂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難中鎮定自若，對下屬曉以大義，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轉危為安。陳佈雷無法違拗蔣的旨意，隻得惟命是從。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他並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自殺身亡

1948年11月13日，陳佈雷自殺身亡。多年來，關於他自殺的原因有多種解釋。國民黨官方說他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有人說他是為垂死的蔣政權“殉葬”，也有人說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諫”…… 事實上，陳佈雷的死因非常復雜。綜觀陳佈雷的一生，他的舍生棄世可以說是他幾十年人生道路走到盡頭的必然結果。作為矛盾的人物，陳佈雷熱愛報業、想當記者，卻身不由己做瞭高官;他位居黨國中樞，大權在握，卻鄙薄政治，不讓兒女從政，他的子女中沒有一個國民黨員(不過，他的女兒陳璉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陳佈雷從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長，養成溫順馴服的性格。作為一個舊知識分子，“士為知己者死”的觀念根深蒂固，並將為國出力與效忠領袖混同一事。

另一方面，蔣介石看他無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紛爭，忠實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種種，都使陳佈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對領袖的“知遇之恩”將銘記不忘。

但是，抗戰勝利以後，他察覺國民黨的政治黑暗、官吏腐敗、經濟凋敝、喪失民心，眼看著他心目中原來的“抗日領袖”、“民族英雄”成瞭眾矢之的，被作為“人民公敵”陷於全民的包圍中。這時，那個“從一而終”的封建思想，依然頑強地主宰著陳佈雷的心靈，以前他也比喻過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面對現實他感到絕望。而且，長期超負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這些，可能都是最終導致他自殺的直接原因。這個自認為“百無一用”的病弱書生，終於以“自棄自瞭”與人世最終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