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傢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一、儒傢文化在日本傳播的源頭。
公元285年即日本應神天皇16年，百濟人王仁帶著十卷《論語》和一卷《千字文》到達日本。這是儒學經典著作《論語》第一次到達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學第一次與日本的接觸。王仁應該是在日本推行儒學文化的開路先鋒。自王仁開始，日本貴族和僧人開始研習《論語》和《千字文》和漢語，全面學習中華文化。712年成書的《古事記》和720年成書的《日本書紀》，是純粹的漢語史書，有瞭儒傢文化的初步影子。

二、中國儒學文化思想在日本傳播的高峰。
盛唐時期是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高峰時期。據考證，日本遣唐使共派出12次，每次最多時300人到800人不等，中國先儒傢文化思想及政治體制，均在唐朝時期由淺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當時儒傢思想影響日本國民的道德生活極深，自從聖德太子執政時期（593～621）獎勵儒學以來，經過不斷提倡，社會上很快形成好儒習漢的風氣，儒傢思想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在位時更是並效仿唐制，令全國每戶備孝經一本，主張“孝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繼承瞭奈良時代學習唐代文化的遺風，漢文學特盛，約歷時一個世紀之久，被稱為“貞觀文化時代”。這也是中國儒學文化思想在日本傳播的高峰時期。

三、儒學文化思想影響瞭日本的歷史發展過程。
1、對日本民族精神的影響。
日本被稱之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在日本歷史的發展中起到瞭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為一個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國傢，這和中國儒傢文化思想的“和”文化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同時儒傢文化所倡導的兼容天下、博大胸懷的文化觀念也使得日本文化對域外文化始終保持瞭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寬容精神，給日本國傢的發展註入瞭鮮活的力量。

2、對日本宗教“神道”的影響。
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傳統的精神產物。因此，它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直至今日，神道在日本人的生活當中仍然無所不在。儒傢文化思想促使日本神道通過對教義、教理的參考、借鑒，完成瞭自身的理論和學說的建設，比如說神道的祭祀以及以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為首的“神儒一致論”甚至“神主儒從”論，無不透露著中國儒傢文化思想影響的痕跡。

3、對日本“武士道”的影響。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種特殊文化，它是隨著武傢社會的發展形成的一種文化精神。一方面武士道的產生是由社會條件的需要，適應主君、傢臣、武士等社會關系的協調產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對中國儒傢文化思想的相關元素吸收並包孕育而成的。日本的“忠”和中國儒傢文化思想的“忠君愛國”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日本作為現代發達國傢，“忠君”的思想即全體日本人民忠於天皇陛下的思想一直主導著日本的主流思想瞭。

4、對日本企業文化的影響。
中國儒傢文化思想在當代日本社會，被融入企業管理方法和思想之中。儒傢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為本的觀念，深刻影響著日本的眾多企業傢。儒傢文化思想的“和為貴”思想也被日本企業界吸取並加以改造，提出“和諧高於一切”的口號，認為人與人之間應保持和諧關系。日本很多的企業文化都認為管理人員與雇員之間、同事之間、企業與顧客之間，決不是單純的利益關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