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純佑 西夏第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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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簡介:元文學傢。字端甫,號牧庵,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原籍柳城。官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能文,與虞集並稱。所作碑志甚多,大都為歌頌應酬之作。原有集,已散失,清人輯有《牧庵集》。
姚燧的作品相當豐富,其弟子劉致曾經將姚燧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編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詩詞文賦共689篇。當時的胡震亨曾頗費周折地四處搜尋,但是卻一無所獲。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系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較元刊本篇目為少。
姚燧詞有47闕,也成就不菲。〔石州慢〕(失題)和〔賀新郎〕(失題)是他詞風偏於豪放的代表。此外,他也有委婉別致的作品,如〔虞美人〕《玉梳贈內子》等。
在這裡著重要提的還有他的散曲。姚燧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韻》曾把他的〔普天樂〕《別友》作為"定格"之例,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和影響由此可見一斑。姚燧散曲內容主要寫男女風情,風格以風流蘊藉為主,反映著他風流灑脫的個性。可以其一組〔越調〕《憑闌人》小令為代表,語言淺白,筆致流暢,富有情趣。最為人熟悉的小令莫過於〔越調〕《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姚燧先生任禦史臺監察禦史時,有一天,禦史大夫忽然問他:" 我們皇上因為你賢能,所以提拔你為高官、充當皇上的耳目。現在已經一年多過去瞭,還沒有聽你說過一句興利除害的話,隻是忙著薦舉人才,這為什麼?"先生回答說:"我已薦舉瞭一百多人,他們都是治國的幹才,無論在中央和地方,都能對皇上治理國傢大有幫助,這樣,我對皇上的報效可算盡瞭心力,為什麼非要煩細地說些興利除害的話,才算盡到監察禦史的責任呢?"禦史大夫說:"真是宰相的器度啊!"嘆賞瞭好久。
姚燧(1238—1313)字端甫,號牧庵,洛西(今屬河南洛陽)人,祖籍營州柳城(今屬遼寧朝陽)。他的祖先在遼金兩代做過高官,伯父姚樞,金亡後仕蒙,後來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漢族儒臣。姚燧三歲那年父親姚格亡故,伯父姚樞收養瞭他,並對幼年的他非常關切,要求也十分嚴格。在為姚樞撰寫的碑文中,姚燧曾雲:"燧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暗,教督而急。"這引起瞭有"關西夫子"之稱的河南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奐的關註。楊奐卒前,將其次女許醮與姚燧。這一段時期,在姚樞指導下,他主要學習瞭《小學》、《四書》。
十三歲,姚燧在蘇門山(今河南輝縣市境內)認識瞭前來拜訪姚樞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學傢許衡。十八歲時,他在長安正式拜許衡為老師,學習理學。史稱許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姚燧從許衡那裡學到瞭很多知識,再加上他學習刻苦,長進很快。可以說在許衡等的影響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學者的面目出現,這對他後來成長為一個文學傢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姚燧文學思想中的理學因素和許衡有很大關系,這也影響到他的創作。
二十四歲,姚燧"始取韓文讀之",深為其古奧硬朗、雄剛昂仰的風格所吸引,這使他對當時文壇承襲金文,宗宋尚蘇而流於滑易骫骳的文風更加不滿,決心通過自己的實踐走出一條變革文風的路子來。
至元八年(1271),許衡因與權臣阿合馬不合,辭去中書左丞,轉任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開國子學,擇蒙古弟子以教。他奏召十二弟子為伴讀,分置各齋,為齋長。姚燧為其中一人,遂應征至大都。十二年,姚燧被任命為秦王府文學,從此走上瞭仕途。此後的五年中,他隨元軍到地方去安輯人民,興辦學校,致力於撫平元宋戰爭遺留下來的創傷。這五年給他留下瞭深刻印象:"五年三人蜀,十病九歸秦。"詩句中流露出無限懷念之情。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對無罪誤人和連累關押在獄者,"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後三年,轉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於次年按部澧州,賑災濟民,興利除弊,"孜孜如弗及"。仕途經歷使他看到當時官僚的腐敗黑暗,也使他認識到戰爭給社會造成的百業凋零、滿目瘡痍的巨大破壞,他深深體味到當時民眾所處的苦難境地。
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學士征召他。此後他又斷斷續續地任過大司農丞、翰林學士、江東廉訪使和江西行省參政,都以盡職盡責著稱。大德十一年(1307)冬,姚燧迎來瞭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後一次轉機:元廷仿漢征四皓故事起用姚燧為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主修《成宗實錄》《武宗實錄》。久於文壇,又至此高位,使當時的文人對他的修史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為文壇盟主。姚氏館內名人出入(如閻復、胡祗遹、尚野、吳澄、袁桷、鄧文原、元明善等),跟隨他學習古文的也雲集影從(如張養浩、貫雲石、孛術魯翀、李泂、謝端、李之紹、劉自謙等),真可謂是門庭若市,象笏滿床,國內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作為榮耀。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實錄》終於修成,進之後不久,姚燧得告南歸。皇慶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於傢中,享年七十六歲,元廷謚之曰文。
為政之暇,和古代的傳統文人一樣,姚燧也喜愛遊歷山水。在《別丁編修序》中,他說:"自歷荊憲至今,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陸舟馬周歷乎澧峽、歸、鼎五州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於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於心中。"在《聖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中,他又說:"燧思士生文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勝,風土之微惡,民俗之澆淳,必一就觀。"姚燧一生南北遷徙數次,足跡幾遍中國。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長沙、武昌、龍興、九江、彭蠡、銅陵、湖口、嶽陽、金陵、杭州、旌德、江州、會稽、吳城、揚州等地,其中武昌、龍興、吳城等地他都到過多次。秀麗多姿的山水風光和豐富多彩的民俗風情不但擴大瞭他的視野,豐富瞭他的社會閱歷,也陶冶瞭他的情操和品格。在遊歷中,姚燧留下瞭大量的文學作品,也使他的散曲小令帶上瞭民間色彩。
姚燧出身名門,師從碩儒,這種環境再加上天性和才氣,使得他恃才放曠,頗為自傲,養成瞭豪邁耿直的個性。他推崇唐代"名滿天下,英風豪氣人莫能比"的大文學傢、書法傢李邕,《元史》記他"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
元代前期高麗沈陽王父子,連姻帝室,用財貨結交朝臣,許多大臣都為之所動。至大年間,姚燧做瞭翰林學士承旨,名傾京師,當時的文人名宦多以求文為事,"其不得者,每為愧恥。"附庸風雅的沈陽王父子於是也向姚燧求為詩文,並贈送財寶。姚燧鄙視當時朝臣的貪婪失志,也看不起沈陽王父子唯事貨賂的行徑,沒有答應。這最終導致朝廷降旨,他才勉強作文應付。沈陽王父子得文後十分高興,當即贈送幣帛、金玉、名畫,多至五十筐。姚燧平素非常喜愛搜集古玩名畫,但是這次他卻立即將其分給瞭屬官、吏胥和侍從,留下金銀送給翰林院做費用,自己絲毫不取。有人不解,他說:"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充分反映瞭一個大國朝臣的器識和風度。後世修史者稱贊他"器識豪邁過人"。
為瞭統治需要,蒙古貴族統治者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並蓄的優禮政策。元初,佛道二教都相當盛行。當時北方的寺院道觀鱗次櫛比,門派發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各個派系都出現瞭許多名聲遠播的大師。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姚燧既負一世之名,自然免不瞭奉命為佛寺撰寫碑記,但是他卻往往在文中公開聲明自己是儒者,撰寫碑文實在是出於迫不得已:"燧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燧性顓蒙,於周孔書,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源,矧於佛書?未嘗一望其塗涯,豈敢妄為曰知?然以壓於儲皇之命,不敢禮辭,故惟即夫賜田以言。"自覺地與佛學劃清界限。不僅如此,他還借此機會批評元代佛教泛濫、寺院林立、僧徒眾多的狀況,如《重建南泉山大慈化寺碑》、《儲宮賜龍興寺永業田記》等,表現出瞭過人的膽識和勇氣。終於,在他七十四歲那年發生瞭"磨平淮碑"事件。這一年,他奉元武宗之命撰寫瞭《崇恩福元寺碑》,文中有"祝發與前聖往矣,於佛焉依"等語。當時的一些僧人認為"祝發"是謾罵出傢人,"焉"是疑問詞,表示否定,他們對這非常惱火,把它訴諸太後。這件事後來經李宗師等據理力爭才免於追究,但還是磨平碑文,轉由他人別撰。位至光顯而依舊個性耿直,剛烈不屈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其不見容於朝是必然的。恐怕這也是他每每任職不久就辭職的原因之一。
做為一代文豪,與元代社會風尚相合,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風流灑脫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賦詩酬文,他都表現得頗為豪放灑脫,流露出風流疏宕的個性。受世俗放蕩風氣的影響,姚燧也時常出入秦樓楚館,有過一段狎妓生活。從今存資料看,與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藝雙全的名妓。《青樓集》裡就載有他和閻復等人常於"能詩詞,善諧笑,名重京師"的樂妓張怡雲的海子傢中小酌、彈飲的佚聞。而今存作品中,這方面的記載也有不少,詞〔浪淘沙〕《贈重陽奴》和散曲〔越調〕《憑闌人》等就是代表。姚燧身居高位,在與同僚們宴飲時,自然也不乏歌妓侑酒的場面。在一些詩詞中,他也寫到這一點,表現瞭他風流灑脫的個性。在與歌妓的交往中,姚燧同情她們,尊重她們,理解其不幸的處境,也為她們鳴不平。他在大都任翰林學士承旨時,偶於宴席中,遇到一位秀麗嫻雅的歌妓,微操南音。姚燧把她招到席前,問之再三,終於得知她是宋儒真德秀的後人,因父親官微祿薄無法償還公債而被賣入娼傢,於是他派人請求丞相為之落籍。事後又把她以女兒的身份許配給他熟悉的一名史官。這件事在京師被人傳為盛事,嘉興縣闕為此曾賦詩三百餘言。《輟耕錄》以"玉堂嫁妓"為名完整地記載瞭此事。
姚燧以散文創作著稱,這些創作大致可分為序記文和碑志文兩類,二者在總體上有一致的藝術風格。最突出的特點是講究文章氣勢的剛勁雄豪,如《盧威仲文集序》中對盧威仲的敘述就很有代表性:"甲辰一疏,奪權臣而褫其氣,蠶織而蟹匡,范冠而蟬緌。誇者知往之不可恃,悖者知禮之不可失,其有功於名誼如此。垂紳學館之際,是非必陳,邪正必辨。闕政無能言而言之者,必威仲也;巨憸無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號,鑒明而塵至,威仲於是不見容於表著之底矣。"這段文字寫來語言古奧而簡潔,氣勢剛勁而雄豪,確實代表瞭他這方面的風格。
姚燧古文創作宗法韓愈、司馬遷,主張文氣論。在《馮氏三世遺文序》中,他說:"夫人之言為聲,聲源於氣。中順之氣勁,故其辭簡潔而峻清;右部之氣和,故其辭溫厚而優柔;通議之氣粹而正,故其言誕佈除拜,吟情托物,誅奸彰善者,劃戛陳言,一以經史為師,淡麗而不諛,奧雅而雄深,多體而不窮,視金諸作最為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姚燧這裡的氣和曹丕的"氣"很接近,指人的稟賦,表現為作者的氣質、性情和才調等個性因素,由於作者個性的不同而在文章中形成不同風格。正是由於這種文學理論的指導,才使得他在文學創作時,具有自覺或不自覺的個性意識,敢於大膽袒露自己的情懷。
姚燧文章的風格適應瞭元初文學發展的需要,與當時文壇上占有很大勢力的元好問的弟子閻、徐、李、孟等的宗宋尚蘇的文風不同,相對於他們滑易骫骳的文風有一定的補偏救弊作用,有一定的創新性和較強的時代意義,因此很受時人的喜愛。張養浩、吳善在為他文集寫的序中就主要表現瞭對他這方面的推崇。在《桂隱文集序》中,虞集也贊嘆地說:"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深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對他文章氣勢的推崇幾乎到瞭無以復加的地步。《元史》本傳對他文章的評價也主要是著眼於他的這一方面。
姚燧文章以語言的古雅深邃著稱,這和他的個性有著密切的關系。正是他的這種個性使他在宗宋派流行的文化背景下,在開始文學創作時能頂著周圍的壓力,面對當時人"不餘知"的現實,迎頭而上,主張師法古人,為文崇尚高古、格古,致力於文風的改革和創新,用功甚勤,逐漸形成瞭有自己特色的語言風格,取得瞭較高的文學成就,終於得到瞭社會的普遍承認。他的這種創作風格在他晚年成為引人註目的文學現象。
此外,姚燧文章還有一些個性的和特殊的表現。他的不少碑志文刻畫清晰、形象生動,具有傳記文學的特色;而序記文則多數寫得變化多姿、文筆流暢、灑脫優美,更富有文學性。今存姚燧詩有147首,既有古詩也有律詩,尤以古詩成就為高。《清明日陪詩僧悟柳山登落星寺》寫得頗有氣勢,可見他在古詩方面也受到韓愈的影響。《京師病中》六首則寫得感情濃鬱,深摯委婉,是元詩中膾炙人口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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