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雲相 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

中文名：上官雲相

別 名：上官紀青

國 籍：中國

民 族:漢族

出生地:山東省濟南市商河縣

出生日期:1895年

逝世日期:1969年

職 業:軍人

畢業院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信 仰:三民主義

上官雲相(1895～1969)字紀青，山東省濟南市商河縣人。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畢業。歷任國民革命軍旅長、師長、軍長、中華民國政府參軍等職。在蔣介石發動的數次圍剿紅軍的戰爭中擔任重要指揮職務。

抗戰期間，任第三戰區司令部總參議兼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時參與發動“皖南事變”。

1945年後歷任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華北剿總副司令等職，參與解放戰爭。

國民政府第一次授銜陸軍中將，後晉升上將。

1949年初去臺灣，1969年8月8日在臺北病逝。

生平經歷

早年經歷

上官雲相1895年生於山東省濟南市商河縣小街子村。他兄弟姐妹6人，他是老大。兩個兄弟一名雲廷，一名雲明;三個妹妹，大妹德賢，二妹懿賢，三妹純賢。上官雲相幼時傢裡雖有十幾畝薄田，但因兄弟姐妹人口眾多，所以生活並不富裕。1910年入山東陸軍小學。1917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

1919年3月畢業後被派往北洋軍閥湖北陸軍第二師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孫傳芳)任排長。1923年， 孫傳芳舉兵向福建擴張，上官隨軍入閩。同年3月，孫傳芳任福建軍務督理，上官任督理公署參謀。後孫傳芳任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理，上官任浙江督理公署(陸軍第二師)憲兵營長。不久，擢升陸軍暫編第七混成旅第一團團長。1925年春，奉系軍閥向東南各省擴張，孫傳芳感到威脅，聯絡馮玉祥國民軍反奉。同年11月，上官團奉命開往安徽固鎮地區，與奉軍張宗昌部激戰，重創張宗昌白俄雇傭軍，俘張部前敵總指揮、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長施從濱。自此，上官更得孫傳芳的器重， 升任第七師第十三旅旅長。1926年9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江西。孫傳芳拼力抵抗。孫軍一敗塗地，上官率殘部逃往江北。1927年4月，孫傳芳利用國民黨寧漢對立，蔣介石下野之機，舉兵反攻江南。上官任孫傳芳軍第四十一師師長，率部渡江作戰。結果，孫軍大敗，上官率殘部逃往山東德州整補。

其時蔣介石派張群勸孫傳芳反正，共同北伐，孫不願以“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之尊屈居蔣介石之下，何況國共兩黨與北方軍閥之戰究竟鹿死誰手尚在兩可之間，孫傳芳便予以拒絕。北伐軍遂順流而下，孫部浙江陳儀、安徽陳調元均向北伐軍輸誠，孫不得已敗退山東。上官雲相見孫傳芳大勢已去，於是棄暗投明，倒向北伐軍。

土地革命

1927年東渡日本。1928年返國，任國民黨陸軍第四十七師第一四一旅旅長。1928年6月，國民黨軍占領京津。孫傳芳隨奉軍逃往沈陽，部下被蔣介石改編，自1929年5月至1930年10月， 上官雲相追隨蔣介石，多次參加國民黨新軍閥混戰，1929年3月升任陸軍第四十七師師長。7月升任第九軍軍長。後調任平漢路左翼第三縱隊指揮官。1930年11月，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旋改任國民政府參軍。

1931年1月，接替顧祝同，任陸軍第二師師長。後任右翼集團軍第三路擊進軍總指揮。1931年後，上官雲相任第九軍軍長兼第四十七師師長，參加過對中國工農紅軍的“圍剿” 。在第二次“圍剿”中，1931年5月他所率領的四十七師的一個旅在江西南部富田被紅軍殲滅;在第三次“圍剿”中，1931年8月，在江西興國與紅軍的交戰中，他的四十七師的另一個旅又被殲滅。1932年夏，任豫鄂皖三省“剿匪”中路軍第五縱隊指揮官，積極參與對工農紅軍及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圍剿”。1935年1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蔣介石任命上官雲相為湘鄂川邊區“剿匪” 總部第一路軍總指揮，追堵紅軍。4月晉陸軍中將。8月，上官任駐黔第一綏靖區指揮官，因貪污築路費，被免去職務。

抗日戰爭

1936年1月，被派赴歐洲考察軍事。1937年返國，旋任豫鄂皖邊區綏靖主任。“七七事變”後，任第三戰區江防軍第十一軍團軍團長，參加保衛上海的淞滬會戰。1938年3月，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總參議，7月，任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

皖南事變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接到《皓電》的第二天，就著手進行圍殲新四軍的部署。顧祝同首先對皖南國民黨軍作瞭人事調配，當時皖南新四軍的所在位置，是在第二十三集團軍的作戰范圍內，其“圍剿”戰鬥理應由該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負責。但顧對非嫡系的唐式遵並不放心，於是決定將自己保定六期的老同學上官雲相從贛東前線調至皖南，由他來負責指揮對皖南新四軍的作戰。

1940年10月，上官雲相到達寧國萬福村，接替第三十二集團軍副總司令王敬久在皖南的指揮任務。他到皖南後曾對部下講：“我這次被調來皖南，主要是這方面戰場遼闊，部隊復雜;忠義救國軍是幫會起傢，隻聽戴笠指揮，不服戰區調遣;新四軍是共產黨的隊伍，名義上歸總部指揮，實際上隻聽共產黨的指揮，對總部及戰區什麼表冊戰況都不報來。我的副司令王敬久資歷淺，連冷欣(第二遊擊區總指揮，隸屬第三十二集團軍)在內也不服氣，當然搞不好。來時我經過上饒，三戰區顧長官對我說：‘敬久在皖南駕馭不瞭，紀青你去指揮一定能搞得好，況且你和葉挺是保定軍官六期同學(顧祝同、上官雲相、葉挺均是保定六期同學)，你有辦法指揮他。’顧長官都是把困難的局面交給我辦。”

為瞭應付皖南的新四軍，上官雲相和顧祝同可謂絞盡腦汁。在新四軍北移路線問題上，顧祝同曾表示“以政治人格擔保”，保證新四軍北移安全，並且也曾同意新四軍先向南經族德轉向東進，經寧國南側，廣德、郎溪之間，再經金壇、句容之間，從鎮江以東渡江的北撤路線。1940年11月中旬，上官雲相在宣城周王村會晤新四軍軍長葉挺，上官雲相將北移路線由蘇南北渡改為由徑縣往北開，然後在蕪湖以西的荻港附近過江到無為，大部隊無法偷渡，為安全計，仍堅持由蘇南北渡。上官雲相表示，皖南新四軍東開進入蘇南，在鎮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這僅限於非戰鬥部隊，至於新四軍之戰鬥部隊，仍要從駐地往北開，進入淪陷區。在新四軍北移路線問題上雙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但經過幾次談判，上官雲相已基本掌握瞭新四軍的移動方向。他認為“新四軍北撤的可能較小，‘南竄’的可能較大”。其實，上官雲相對新四軍先南而東再在蘇南渡江的路線是心知肚明的，這條路線是新四軍屢次向上官雲相和顧祝同明確提出的，但上官雲相故意將這種移動路線稱為“南竄”，並大造輿論，稱“新四軍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計劃’，即‘南竄’黃山、天目山、四明山，作為根據地。”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國民黨中下級官兵，而且一旦發生沖突，可以將責任推到新四軍頭上，這一招可謂一箭雙雕。

基於新四軍最有可能選擇從駐地往南開，經茂林、三溪、族德，沿天目山腳附近的寧國、郎溪，繞到蘇南的漂陽，然後待機在鎮江以南渡江的北移路線，上官雲相作瞭異常周密的軍事部署。1940年12月底，上官雲相根據顧祝同的旨意，在徽州主持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第五十軍軍長范子英、第二十五軍軍長張文清、第五十二師師長劉秉哲、第四十師師長方日英、第七十九師師長段霖茂、第一四六師師長戴傳薪、第三十二兵站分監李錫慶、第二十三兵站分監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O八師師長戎紀五因在寧國前線、第一四四師師長唐明昭在南陵前線，未能出席會議。

徽州秘密軍事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為研究確定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指揮人選及兵力配置問題。第三戰區長官部參謀處長嶽星明在會上傳達顧祝同的指示：“新四軍如果北撤，我們要‘掩護’好;如果‘南竄’，我們務要堵止住。無論如何，皖南必須統一指揮，這次打算由上官副長官負責統一指揮。”會議在研究使用兵力時，第三戰區長官部原計劃隻使用6個師，但在會議進行中，蔣介石派專機送給顧祝同一封親筆信，這封信由顧派人送給上官雲相和參加開會的各軍、師長看過，主要內容是蔣介石指示顧祝同轉上官雲相和有關的軍師長註意，在行動中要特別秘密、迅速、徹底地把新四軍消滅，不使漏網。顧祝同因而指示上官雲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別慎重。上官雲相於是請求顧祝同準他多使用兵力。這樣由上官雲相統一指揮的國民黨軍，除瞭原來的四十師、一O八師、五十二師、一四四師、一四五師、新七師6個師外，又增加瞭從浙東前線調來的七十九師和從浙西調來的六十二師。此時的皖南已屯集瞭國民黨軍8個師計8萬餘人的強大兵力，且並立著第三十二和二十三兩個集團軍總部，在對日作戰緊張的1940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極不平常的。

會後，上官雲相對部下說：“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顧長官早就打算好瞭，才調我到皖南來擔任這個任務的。我的總部可以說是最現代化的兵團指揮機構，自己沒有私人的基本部隊，但是指揮哪個部隊都能作戰，唐式遵他就辦不到。”上官雲相還召集第四十師、五十二師、七十九師師長密談，面授機宜。並要求各部隊在1940年底作好與新四軍作戰的各項準備，指示各軍、師長要絕對保守機密，絕對不許暴露。

上官雲相原來對新四軍的編制、裝備、兵力、部署等均不瞭解。1940年12月中旬，派往新四軍的聯絡參謀聞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團軍總部，偷得新四軍兵力部署圖稿一紙(舊的)，得悉雲嶺附近的新四軍戰鬥部隊有萬餘人。據此，上官雲相認為：“按日寇作戰規律，每季必來‘掃蕩’一次，必須抓住這個間歇時期，發迅雷之勢一舉消滅新四軍，戰鬥時期不能拖長，拖長有變，與國軍不利。”12月29日，第三十二集團軍制定的“肅清”皖南新四軍的作戰計劃正式出臺。其兵力部署：第二遊擊第八十八軍、忠義救國軍、第六十三師、獨立三十三旅及蘇南地方武力擔任原陣地守備，防止蘇南新四軍策應皖南新四軍作戰;第二十五軍的五十二師和一O八師，各僅留少數的一部對日寇監視守備，抽出主力進駐南陵、徑縣，準備對新四軍作戰;第五十軍的一四四師、一四五師以及新七師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歸該軍部指揮，對日寇監視守備，抽出主力由劉雨卿指揮，進駐茂林以西一線，準備對新四軍作戰;第七十九師開太平;第六十二師開寧國;第四十師進駐三溪。這樣，上官雲相便在新四軍軍部雲嶺以南地區佈下瞭口袋陣，隻要新四軍一開拔，就將處於國民黨軍的重重包圍之中。

1941年的元旦一過，皖南的新四軍撤離雲嶺，元月5日，到達茂林地區。新四軍軍長葉挺派人送給四十師師長方日英一封信，大意是：新四軍要向敵後進軍，不日按照預定路線行動，請多多協助，並希望在本軍經過的道路上予以讓路，以免發生誤會等等。方日英隨即命令各團進駐各防地，占領茂林山道南下出口的制高點，並構築工事，並立即對茂林方向的通路派出警戒部隊，嚴密封鎖道路，作隨時應戰準備。

皖南事變的槍聲在茂林山區打響瞭。方日英接到雙方交火的電話後，從床鋪上跳起來說：“葉挺真的來啦!好啊，我就怕他不來，這一下他可上瞭我的當瞭，”

星潭雖是個隻有十來戶人傢的小村落，但它卻是王嶺的出口咽啾，是通向三澳的必經之地。四十師已控制星潭周圍的制高點，憑借工事頑強抵抗新四軍的攻擊，並用猛烈的火力封鎖住隘口，新四軍幾度猛攻，均未得手。由於山高路窄，新四軍的大部隊無法展開，而四十師裝備精良，配有德國造卜福式山炮，其戰鬥力是皖南國民黨軍中最強的，占有險要溢口。新四軍攻擊星潭受挫，且遭受很大的傷亡，嚴重影響瞭新四軍的突圍計劃。當日晚，上官雲相與方日英通瞭電話，對四十師的表現很滿意。他對方日英說：“你們今天這個仗打得很好，希望你們一點也不要放松，把葉挺的主力吸住瞭，不要讓他跑瞭，現在東南西北各方面的部隊均己到達預定的位置。合圍的態勢已成，隻要到明天下午就可以合圍。他再想跑也跑不瞭。”上官雲相為瞭加強四十師正面的兵力，當即下令由五十二師、七十九師接替四十師右撰、左冀陣地：上宮雲相對四十師下達指示：“從地形上看，茂林東南有王嶺、東流山作屏障，預料新四軍不會輕易放棄，如果我們攻下王嶺、東流山，他就無險可守瞭。在我們說，居高臨下不僅有瞰制之利，並且茂林如同口袋被我們扼住袋口。因此，四十師要全力攻擊工嶺，五十二師攻擊東流山及其東北一帶山地。”當日深夜。上官雲相根據當日戰況，向各部隊下達命令：“新四軍主力在茂林附近已被包圍。為迅速徹底消滅新四軍的目的,B日各師行動如下：四十師8日拂曉起繼續攻擊前進，務於黃昏前攻占工嶺。並相繼占領東流山頂。七十九師8日繼續向茂林進攻，並與左翼四十師確保聯系。五十二師8日除加強第一線兵力並作適當的縱深配備，嚴防新四軍向東北方向突圍，並以有力之部隊協助四十師攻擊東流。總部已命令西北方面的新七師和五十軍一四四、一四五兩個師，於8日確實占領茂林西北之各要點。各師要確實註意左右間的聯絡，夜間多派小部隊不斷襲擊，擾亂新四軍的陣地，使之疲於應付。”最後，上官雲相嚴厲命令道：“現已對新四軍完成四面包圍之勢，望各部隊努力完成戰鬥任務，把敵人全部殲滅。倘有作戰不力被敵人突圍逃竄者，對該部隊長定以軍法從事，嚴懲不貸。”而改向西南方向的高嶺突圍，大部隊後衛變前衛，重新由原路折回，撤回途中部隊秩序發生較大混亂。新四軍主攻高嶺的部隊因向導帶錯路而誤走鐮嶺，貽誤瞭戰機。國民黨第七十九師已搶占高嶺制高點，兩軍在高嶺發生激戰，形成對峙，新四軍亦無法從高嶺突圍出去。當日，國民黨第四十師、第五十二師在牛欄嶺、榜山等地展開攻守戰。

9日，上官雲相給各部隊下達全線總攻的命令。新四軍決定再次變更突圍方向，改向茂林方面突圍，從銅陵、繁昌間渡江。新四軍這一突圍計劃實在是為時已晚，國民黨第一四四師已占領茂林，新四軍在高坦與國民黨第一四四師發生激烈戰鬥。當日，國民黨軍相繼占領榜山、王嶺，在東流山與新四軍發生空前劇烈的戰鬥。

石井坑在茂林東南，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圍著，方圓不過五六裡。國民黨軍向石井坑蜂擁而來，東北面是一O八師，東面是五十二師，西面是一四四師，西北面是新七師，西南面是七十九師，東南面是四十師，正南面是六十二師。新四軍處於重重包圍之中，孤立無援，隻得固守石井坑。上官雲相向官兵傳達蔣介石手令：“活捉葉挺獎10萬元，活捉項英、袁國平，各獎5萬元。”

其他的白山、東村崗等制高點亦被國民黨軍攻占。被圍石井坑的新四軍已無險可守，決定於是日晚分散突圍。國民黨第五十二師、一O八師、四十師、七十九師相繼侵占瞭新四軍的核心陣地。至此，國民黨軍圍殲新四軍的正規戰鬥已基本結束。

在皖南事變中，上官雲相全權負責指揮，在戰鬥最緊張的7、8、9、10等日，上官雲相在寧國南面的萬福村總指揮部，夜以繼日躺在鴉片燈旁邊，床邊安放電話，靠鴉片提神，使出渾身解數，精心指揮部隊在不到10天的時間內，基本圍殲瞭皖南新四軍，使蔣介石欣喜若狂，立即嘉獎各有功部隊和人員。上官雲相“戰功卓著”，其第三十二集團軍獎法幣5萬元，第二十五軍作戰特別賣力，也獎法幣5萬元。第四十師師長方日英，堵截新四軍有功，相繼晉升為副軍長、軍長;第五十二師師長劉秉哲扣押下山談判的葉挺有功，也晉升為軍長;其他團長、副團長晉升師長、副師長者大有人在，其他戰鬥部隊，則一一準予獎賞

1943年初，任第二、第三、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1945年5月，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

解放戰爭

1947年任保定綏靖公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揮所主任，1948年1月，任華北“剿匪”總部副總司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去臺灣。

曾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1950年4月4日辭去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職務隨即退役定居高雄，信仰佛教，自號“古穆和尚”。

1969年8月8日病故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