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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 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

徐永昌 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

中文名:徐永昌

別 名:徐次宸

國 籍:中國

民 族:漢族

出生地:山西省崞縣(今山西省原平市)

出生日期:1887年12月15日

逝世日期:1959年7月12日

職 業:將軍、軍事傢

畢業院校:陸軍大學

信 仰:三民主義

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縣人,民國時期著名軍事傢,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中原大戰晉綏軍的總指揮、抗戰時期的軍委會四巨頭之一。

代表中國政府於密蘇裡號軍艦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陸軍大學校長、國防部長,1959年病逝於臺灣。

人物生平

孤兒從軍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於山西省崞縣(今原平市)沿溝村的貧寒農傢。依照崞縣地方耕讀傳傢的習俗,徐永昌五歲即在粗通文墨的父親指導下讀書認字,開始念《三字經》、《百傢姓》等啟蒙讀物。及至七歲便入塾受業,先讀《論語》,依次讀瞭《孟子》、《大學》、《中庸》、《左傳》、《書經》,並涉獵《詩經》等。有瞭良好的舊學基礎。幼年的徐永昌天資聰穎,但缺乏恒心。

這年慈禧扶植拳亂,招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西逃。毅軍總統(軍長)兼武衛左軍總統宋慶,率部護駕,十二月到大同。一個營底(營本部)駐曹叔店內。師爺(書記官)徐椿齡老先生是營口人,很愛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貪著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喚水,往往無人應聲。永昌不忍,常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誠實勤謹,又憐他身服重孝,向店東打聽清他的身世後,就問永昌:“你願意跟我走嗎?”永昌回答:“願意。”於是在營部給他補瞭個名字,幼不成兵,也無力作夫,隻是在徐師爺身邊執勤而已。永昌隨營底移陽高,到崞縣,過韓侯嶺,渡黃河茅津渡,走懷慶,經彰德、趙州、保定,宋慶部於鑾駕回京後,即駐通州。永昌一年多間,走三省數十州縣數千裡。到通州後,他補瞭一名馬夫,照顧馬匹。常於夏天午休時到四野無人的溪邊將衣褲解下洗凈,在石板上晾幹。官長常示范說:“徐永昌是發一套服裝的夫,卻比你們發兩套服裝的兵整潔得多!”年底補為兵。20歲時,文案何毓淮,為他買瞭匹私馬,加入馬衛隊,到哈爾濱剿匪。他第一次參加作戰,所在部隊就將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滅,擒獲十餘人。

軍中求學

1904年,十七歲的徐永昌由軍中苦力改做司書。在此期間,徐永昌憑借幼時入塾受業和勤勉,博得上司的好評。同時,利用業餘時間加緊讀書,充實自己。1908年,直隸提督馬玉昆奏準,開辦武衛左軍隨營學堂,錄取的160人中,以倒數第二名入學,發憤苦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歡戰術、代數、三角、歷史四課,考試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講堂上常向教習發問,有幾位教員誤以為有意為難,學校總辦因此在宣統三年畢業考試時,罰扣他若幹學分,將他拉到第二名畢業,授副軍校(中尉),見習後正式派在武衛左軍左路前營左哨(連)作副哨長。九月初八,閻錫山在太原響應武昌起義,被推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衛左軍左路規復大同。1911年辛亥革命時,永昌傾向革命,不願回傢鄉打槍,請求上級留京改任新兵營哨長。

1912年(民國元年),永昌考入陸軍部將校講習所。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畢業,分發南京陸軍預備軍官學校連長,辭未赴任,考入陸軍大學第四期。3年初入學,教官則比將校講習所的差,日籍教官還有偵探的嫌疑。1916年底舉行畢業式,總統黎元洪親監觀禮。

國民三軍

民國5年元旦袁世凱稱帝,春末,永昌與同學孫嶽等,同謀倒袁,離京赴滬赴浙,袁死後,又返魯,為吳大洲籌組參謀廳,7月返校。崞縣續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壯,直下大同,遭閻錫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終不渝支持孫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應江西都督李純之請,分發赴贛,因與西峰深相結納,自願任陸軍訓練總監部編輯官。6年7月張勛復辟,赴保定遊說曹錕顧問孫嶽;又約晉南李岐山赴天津與續西峰商對策。前陜西都督陸建章,讓他帶一萬元,遊說資助缺餉的通州張錫元旅進京討張勛。張旅占領朝陽門,被王士珍勸出。後段祺瑞馬廠誓師,曹錕響應,閻錫山派晉北鎮守使由京綏路出兵討張,張勛遁入荷蘭使館,鬧劇收場。 自倒袁相交以來,徐永昌與孫嶽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稱。6年12月,直督曹錕命孫嶽在廊坊辦軍官教育團,孫任團長,孫又邀永昌任教育長,此後直軍下級軍官多由此征補,也成為後來國民三軍幹部的搖籃。孫中山見北方民黨同志勢孤,任於右任為陜西靖國軍總司令,與陜督陳樹藩對抗。為經營西北革命根據地,7年5月續西峰約永昌等5人赴粵謁中山,中山已轉日本。他們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貴州畢節、重慶,與唐繼堯會議,又與熊克武會於成都,策劃援助於右任。因滇黔川各系軍均無遠出心,與陜督軍戰鬥不利,數萬裡遠行無功而返。9年直皖戰後,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參謀長。11年直奉戰爭中,永昌接替帶病的孫嶽負責西路指揮,戰爭酷烈,雙方傷亡慘重,堅守住陣地。戰後,孫嶽兼冀南鎮守使、右翼巡防統領,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團團長。

直奉戰後,張作霖暗地與孫中山、段祺瑞聯絡,組織三角聯盟,謀倒占領北京的曹錕、吳佩孚。續西峰等憑三寸不爛之舌,作通瞭馮玉祥、孫嶽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親督東路往關外打,一直打到山海關。可是負責西路熱河的馮玉祥以修路名義行緩兵之計。10月23拂曉,馮軍入城。事前與守衛各城門的孫嶽部第二團約好,互相以統一制作的內鑲白月標幟的黑旗為信,徑圍總統府,幽曹錕於延慶樓。馮自稱此次行動為“首都革命”,史稱此事為“北京政變”。永昌事前不贊成此舉,(認為曹吳政治雖然不好,尚有國傢人民,可以促其整頓改善。還有縱兵糟害百姓的人,我們卻不問,反要先倒曹吳,這實在不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仍與孫嶽保持一致的行動。事後孫嶽部編為國民第三軍,擁有一個師、六個旅的兵力,徐永昌堅辭師長不就,出任第三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駐防保定,負責平津沿線北段治安。 1925年初,孫嶽就任豫陜甘三省剿匪總司令,“入陜督陜,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軍第一路總指揮,由保定開拔,經河南西進。是年8月,孫嶽奉命兼任陜西省督辦,任徐永昌為第三軍第一師師長兼陜西警備司令,準備向甘肅進發。不料,段祺瑞又任命馮玉祥為甘肅督辦,第三軍在入甘不能,留陜不足自給的局面下,引兵東進,出河南,北上京津。1925年秋,國民第三軍入甘不能,轉而出潼關,到河南。這時,續西峰等正在策動河南人樊鐘秀進攻山西。續鼓動樊說,山西軍之軟弱,我知之甚稔,可謂靜如處女,動亦如處女,一聞槍聲便會逃跑。又說,祁(縣)、太(谷)、平(遙)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閻錫山派人去借軍餉,祁縣渠傢拆瞭一堵墻,就取出白銀五十萬兩。你如入晉,還愁軍餉無著嗎?樊鐘秀深受鼓舞,積極準備攻晉。續西峰則試圖拉攏甫至河南的孫嶽部一起對付山西。

徐永昌身為山西人,不願桑梓塗炭,且對閻錫山的“模范省政”素有好感,又與晉軍將領周玳、孫楚等有舊好,亦極力阻撓攻晉軍事。在國民第二軍胡景翼防區鄭州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徐永昌發言說,山西一貫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師出無名,動則必敗。不如先打直隸,繼取山東,趕走奉軍後,再做計劃。之後,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傢莊,他見到原定協同樊鐘秀攻晉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確說,我前奉督辦(孫嶽)命與嶽(維竣,國民第二軍軍長)會議,決定合力攻奉,你們如何行動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與晉軍作戰。聽瞭徐永昌一席話,遂放棄攻晉計劃北上。這樣,續西峰精心策劃的攻晉之戰,最後隻剩下樊鐘秀一支孤軍。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襲擊,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過周玳向閻錫山通報瞭信息。閻錫山聞訊,迅速調兵遣將,由於樊鐘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備,攻到遼縣即被晉軍打敗,倉促之下由竣極關退出。

1926年春,國民軍在天津失利,第二軍潰散於豫西,第一軍撤至五原,馮玉祥下野出走蘇聯,徐永昌率領所部(第一師)及第三軍之願撤西北者退集包頭(其時孫嶽因病休養,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軍軍長)。四五月間,苦無出路的國民軍第一軍準備以借道入綏為名從雁北攻入山西,徐永昌再一次明確表示不同意打山西。接著,國民第一軍六路攻晉,晉軍傾全力應戰。8月,國民軍不支,退出晉境;晉軍乘勝追擊,一鼓作氣打到歸綏。

1926年9月,馮玉祥從蘇聯歸來,召集舊部於五原,策劃重振旗鼓。同時,在對晉作戰問題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瞭徐永昌與晉閻的距離,為擴大實力網羅人材計,閻錫山有意拉攏徐永昌。

徐永昌到太原後,閻錫山將此和盤托出,請求配合,徐永昌對山西的處境表示同情。雙方商定國民第三軍渡河進駐山西,閻錫山“自然用客軍入境推諉奉張”,並月助第三軍軍餉三萬元。1927年3月間,按照事先約定,徐永昌的第三軍步兵兩個師、騎兵一個師、炮兵一個團及一個獨立炮兵團,沿黃河西岸南下,由臨縣磧口渡河入晉,分駐汾陽一帶。後因張作霖壓迫閻錫山就副總司令職越來越緊,徐部又進一步東移到榆次一帶。於是,閻錫山更以客軍深入作為延宕張作霖壓迫的借口。盡管國民第三軍隻是以客軍的身份入晉,起先並沒有加入晉軍序列,但是一經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瞭閻錫山的津貼,也就在事實上成為晉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則自當時起,即與閻錫山合作共事,為閻錫山出謀劃策,與趙戴文並稱為閻錫山的左右手。

晉綏主將

1927年6月6日,閻錫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佈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易幟擁蔣。與此同時,軍事形勢發生變化——奉系張學良部在河南將吳佩孚的勢力擊潰,馮玉祥部由西安向潼關以外活動,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由湖北向河南推進,張學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閻錫山面臨兩難選擇,不得不對奉張虛與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發制人,主動出擊就成為必要的瞭。有鑒於此,徐永昌力主當機立斷,向奉軍出擊。9月29日,閻錫山發表討奉通電,晉軍(稱為“北方國民革命軍”)各部從指定位置向奉軍發起進攻,晉軍楊愛源部三師出獲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徑出平山,合為一路,向北攻擊。 討奉軍事起初進展順利,不到一周時間,左路軍前鋒王靖國師輕取張傢口、萬全,李生達師占領宣化;右路的國民第三軍與晉軍聯合部隊在掃除滹沱河敵方前進陣地後,分別進至行唐和東長壽之線,再經過一次突破攻擊,占領望都、定州。與此同時,馮玉祥所屬各部在隴海、津浦兩線也發起進攻,奉軍陷入兩線作戰的境地。10月10日,張作霖調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勢,集中優勢兵力於西線。晉軍深入敵後,腹背受敵,優勢變為劣勢,不得不全線後撤。這時閻錫山尚在東長壽前線指揮。

正當晉軍開始全線後撤之際,徐永昌因見楊效歐師後部正向西行,說是向曲陽龍泉關去,又知楊愛源、周玳、楊效歐等其時業已西去,急令參謀追截。閻錫山感佩徐永昌的軍事才能,特電約徐永昌到井陘晤,委之以東路指揮大權,第三軍仍以客軍待遇。徐永昌在推辭不掉的情況下,正式接受三晉軍符,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東路總指揮。

在徐永昌接受指揮東路軍事的任務時,閻錫山主張毅然決然放棄前方,保守井陘山地,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堅固部署陣地,保得東路無虞。徐永昌則覺得井陘山陣地,一點準備也沒有,山雖險峻而寒冷異常,人稀地闊,少飲水、無燃料,不經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難,雖有險要,亦用不上。故主張“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後方佈置妥當,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後方軍隊容易整頓。總而言之,井陘山地雖然險要,不經部署則絕不能守,一處有失,全盤堅守均失。”於是,在徐永昌的堅持下,楊效歐的一個師被留在瞭前方。閻錫山起初認為晉軍不長於野戰,離開井陘山地非常危險。這樣做是冒險,其結果可能會白白送掉一個師。然而,後來的事實是,憑借上述防禦體系一直維持瞭三四個月,奉軍因天寒地凍及其它事故未能大舉進攻,徐永昌則利用這三四個月的時間,不僅將井陘山山地工事築好,運煤、積雪水,一切都從容準備就緒。而且在井陘礦場積極煉瞭三四個月的焦炭運回太原,解瞭焦炭供應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間,奉軍開始大舉進攻時,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間,即退到井陘山,進入陣地。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於下野四個月後,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2月28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一北伐軍序列,準備繼續北伐。晉軍改編為第三集團軍,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改稱第三集團軍右翼軍,徐永昌續任該部指揮,主要作戰任務為出井陘,搶先攻占石傢莊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漢路,切斷石南奉軍主力北歸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團軍逐漸北上在形勢下,三集團軍發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軍首先突破奉軍防線(二三月間奉軍發起的進攻持續瞭幾個回合,不能動搖晉軍陣地,雙方便呈對峙狀態),一擊之下,敵即退過滹沱河,再次進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進入保定,兵逼京畿。正當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國民第三軍的名義佈告安民之際,突然接到孫嶽在上海病逝的電報。同時接閻錫山命令,駐守保定。隨即,閻錫山北上亦到達保定。

1927年底,孫嶽從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脫離第三軍(此前一直隨軍行動,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陽)。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線曾收到孫嶽的親筆信,說:“閻公親自東出,弟將何以自處,似宜始終與之結合,否則孤立也。”對第三軍的出路預先做瞭交待。到瞭保定,孫嶽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後,決定正式加入晉系。在徐永昌的主動要求下,北伐勝利後,所部國民第三軍正式加入晉軍序列,編為第三軍,徐永昌任軍長。

1928年7月,蔣馮閻李同到北京告祭孫中山,北伐戰爭結束。蔣介石鄭重其事地約永昌到一個飯店,征求他對國傢問題的意見:“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對整個國傢問題,有何意見?”永昌說:“說起話來,總須關顧人心,江南常說的那套話,過河以後是應當加以糾正的,否則便會得到不良的影響。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為好。萬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閻先生與馮先生這兩大勢力,不分即合。分是國傢實力的對消,合則國傢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決這二勢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萬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應將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此有二點好處:其一,我們的外患在北方,訓練軍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為切實用:其二,蔣先生可藉此訓練學生,常來與閻馮在一起,感情融洽,國傢力量可以團結。這是我對國傢問題的意見。”蔣首肯者再。

自解兵權

徐永昌卻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動放棄獨立地位,率部歸屬閻錫山的晉系之後,又以“軍民分治”相號召,自釋兵權。1928年10月他被任命為綏遠省政府主席。他以為主席是一文職,就將所部第三軍進行整編,師、旅長全部換成閻放心的人,讓副軍長黃臚初持冊送請閻錫山接納。閻說:“綏省地方不靖,帶上兵去,較易施為。”永昌則說:“如不帶兵即無能為,那就帶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職,軍民分治,請自我始。”他決定以後,邀集全軍幹部當面宣佈,反應是全體反對。

到綏後,每天策馬,走遍城外三五十裡,探討民間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遼闊,民生慓悍,官民都無所憑依。比如東勝沒有城墻,縣長嫌不安全,住到離城數十裡外的一傢油坊內辦公。他就向閻請到三十萬元,修築城堡,武川縣城在他調任後告成。1929年9月調河北,首先遇到的是與各國公使接觸,來訪回拜,彼此宴請,忙碌瞭一個多月。

屯墾戍邊

早在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龍江,見所到之處野曠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數十萬,既固邊防,亦省國帑。萌發瞭屯墾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綏遠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墾戍邊的思想進一步明確起來,在不厭其煩反復向閻錫山建議的同時,徐永昌責成專人擬定瞭西北屯墾計劃。其屯墾計劃將屯墾分為兵屯、民屯兩種,以兵屯為主,輔之以民屯,以整理綏遠腹地為主,兼及周圍。建成一處,移民一處,實邊一處。具體項目有:疏通舊渠、開發新渠、築城堡、修汽車路、設輕便鐵路、設立新村、設立農業技術傳習所等。並在綏遠試行以工代賑開築河渠。實施屯墾,開發綏遠,鞏固邊陲,在這個問題上徐永昌與閻錫山不謀而合。然而,形勢的發展卻使屯墾計劃隻能“容即圖之”而不可能付之實行。北伐之後,先是編遣會議上的爭鬥,接著,反蔣戰爭紛起,進而演成中原大戰。隨即閻錫山戰敗下野,遠走大連。屯墾之事被擱置瞭起來。

1932年閻錫山復出,就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職。同年2月,以“裁減軍隊,從事生產”相號召,由綏遠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義繼任綏遠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師師長傅作義、第七十師師長王靖國和第七十二師師長李生達三人倡議,由各該師各撥編一個屯墾隊(相當於一個連)。各帶原薪餉和應帶之槍械服裝,開赴後套屯墾。8 月,大規模屯墾開始,大約有兩團另兩營的建制部隊,參加墾荒種地。“屯墾部隊之墾地面積,約為1200餘頃,均系能耕種之熟地,如連生荒地計算在內約有4000餘頃。”綏遠屯墾初見成效,無疑為解放後新疆、內蒙、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大規模邊疆屯墾建設和鞏固邊防提供瞭歷史的借鑒。

中原大戰

1929年初國軍編譴會議不夠公平,不歡而散。各方軍事摩擦不斷,各方人士雲集太原。極不情願地被閻錫山拉上瞭中原大戰的戰車。在勸阻不能奏效之餘,接受瞭指揮隴海線軍事的任務(徐永昌任總指揮,楊愛源副之)。當時劃歸徐永昌指揮的部隊計有:萬選才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作戰力量很靠不住),劉桂堂數千(作戰力量尚不及萬部),劉春榮近兩萬人(軍隊尚好,其本人不堅定),孫殿英近萬人(在亳州被圍,作戰力尤差),石友三四萬餘人(軍隊很好),劉茂恩萬餘人(較萬部為佳);確實有把握、堪委重任的隻有晉綏軍孫楚、楊效歐、關福安、楊耀芳、張會詔五個軍,趙承綬騎兵軍及幾個炮兵團,共計十五萬人。

在中原戰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對形勢作瞭一個總體分析,結論仍然是,如果張漢卿出兵相助則有可能勝,反之則必敗。基於上述認識,徐永昌抱定“受命而來,全師而歸”的主意。

折沖善後

中原大戰以反蔣聯軍失敗而告結束。戰後,蔣介石將黃河以北事交張學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徑回太原,11月,閻錫山在蔣介石中央的逼迫下,準備出走暫避。閻錫山離晉前的兩三天,特召集晉軍所有軍長以上的主官會議,宣佈徐永昌以晉綏警備總司令的名義,負責晉綏兩省治安。

還在中原大戰初敗,徐永昌從前線撤回之時,汪精衛、陳公博、謝持等都在太原,馮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陽之峪道河。不久中央軍入陜,陜甘諸馬全變,楊虎城進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準備渡河來晉。山西方面有人以客軍入境易生事端為由,主張阻其入境。徐永昌則說“絕不可;非但不可阻撓,並且要妥為接濟。因我們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戰,現在理應收容人傢,俾其共存。”

閻錫山出走大連,受命主持晉綏兩省的徐永昌面臨著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還是乘機延攬舊部另立門戶的考驗。

閻錫山走後不幾天,徐永昌即應張學良電邀,與商震赴天津,協商晉軍整編事宜。在他的力爭下,最後確定的晉軍序列是:步兵四個軍,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軍,分別由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任軍長;基本部隊由原來的軍改為師而組成——商震第三十二軍由馮鵬翥、楊效歐兩軍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軍由李服膺、楊澄源兩軍組成,楊愛源第三十四軍由楊耀芳、王靖國兩軍組成,傅作義第三十四軍由李生達軍及傅自兼之軍組成。另:正太護路軍,司令孫楚,下轄三旅。騎兵四個旅,司令趙承綬。炮兵十團,司令周玳。其餘原有番號的關福安、豐玉璽、張會詔、秦紹觀等部均並入上述四軍一獨立師之內。如此一來,事實上,晉軍原來的一軍若幹團變成瞭一師若幹團,縮編僅是換換關防而已。

與軍隊的整編相比,經濟問題更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後,約三、四個月期間,維持晉綏局面非常困難,尤其是經濟。其先固然是兵多錢少,其後是隊伍不整編好,張學良不發餉,而入晉的龐炳勛、宋哲元、孫殿英等部糧秣雜費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隊伍、番號雖縮小,而餉額並未大減,該支付的除軍糧外,尚需一些副食及雜費等等,糧是實發,餉則因晉鈔跌價,無形中去瞭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財政整理處留存的三、四百萬元,一直維持到隊伍整編好,發餉為止,度過瞭最困苦的階段。

徐永昌自幼從軍,不甘人後,刻苦向上,積勞成疾,釀成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難以治愈的肺結核,醫生建議靜養。然而政局動蕩,人在“江湖”,難以置身事外。直到部隊整編完畢,晉綏軍政初步安定之後,才撥冗赴北平入協和醫院治療。這時,中原大戰雖早已結束,但影響卻並未根除,山西駐下瞭如許軍隊,華北人心不安,社會上遂流傳兩種謠言:其一,宋哲元聯合中央,將不利於山西;其二,石友三聯合華北將領要驅逐奉張出關。徐永昌身臥病榻,心中卻日益不安。權傾一時的張學良亦頗感焦慮。於是,由李石曾出面聯絡,徐張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協商合作之計。張學良首先表示與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對眼前復雜的局勢,隻有與張學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亂。在與張學良就奉晉合作安定北方達成共識後,徐永昌差其秘書長王均一赴大連專向閻錫山報告。閻錫山表示贊成,並說:“此時我們總要有一朋友,猶之古代所謂與國,在北方互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時隔不久馮玉祥函告徐永昌,說他與閻錫山及兩廣均聯絡妥當,第一步教石友三發動反張,大傢幫他驅逐奉軍。與此同時,閻錫山與陳濟棠(時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後致信徐永昌,表達同樣的意思。對於馮、陳他未予理會,閻錫山處則再派王均一轉達前述之意見,並強調:“我們已與張漢卿說好,奉晉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時我們變卦,其結果必至難以自處。”

閻錫山傾向於與馮陳的約定,1931年春夏之間,一連幾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堅持說,“不可這樣反復。”最後,有張煦南銜閻錫山之命見到徐永昌後,千言萬語,歸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將奉張打出關去。徐永昌反駁道:“一個人或一個集團有無前途,在乎時勢與機會,亦在乎自己的作為,不能不擇手段,不計利害,強行亂做。我覺得現在我們一動,整個北方即將變成覆巢。第一張漢卿當然無能為力,馬上退出關外,或僅退過灤河,但我們還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戰時)之勢力,少瞭孫仿魯(連仲)、張維璽,加上韓復榘,即是說一旦張漢卿退走,我們的力量頂多追到灤河,此時晉軍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軒、孫殿英、龐更陳、韓復榘這些力量,遠不如我們十九年的力量。如謂尚有粵桂與孫仿魯等,其實十九年原有張(發奎)、桂(李宗仁)軍及孫仿魯,今僅添一陳伯南(因為孫仿魯與韓復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張學良。我敢斷言,張退灤東後,我們這批無識見的野心傢,一定分贓不均,互相埋怨,縱與時間,不但毫無作為,或且自起事端,而張則必與中央聯合,一面分散我們的團結,一面向我們壓迫,彼時我們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這是在利害上說不可如此作。即僅就已與人傢說好,兩下合作安定北方一點來說,亦不能不顧信義,無端反復。至於閻先生出處,我自覺有機會便能出山,何可不顧成敗,亂動強出,壞大局而害自己。”這使閻錫山從此打消瞭助石友三之念的緣故。

也在1931年春夏之間,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處、撤換縣長、並秘密與南京接洽,激起晉綏將領的一致反對。7月20日,石友三於河北順德(邢臺)起兵反奉,華北將領無人附和。隨即,商震軍隊離晉助張(學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間的8月5日,閻錫山以探父疾為名由大連飛回山西大同。次日,徑返五臺河邊村。閻錫山歸來事先並未通報,晉綏幹部在感覺突然之餘,自是興奮不已,全國上下則反響強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擔憂,張學良尤為不安,力主閻錫山離晉,蔣介石政府在張學良的堅持下也明確表示,閻錫山非離開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為閻錫山擔保,閻錫山回晉後不幾日,張學良即電約徐永昌赴北平會議。8月24日,徐永昌抵平。

九一八事變爆發,張學良因丟失東北而成為眾矢之的,自顧不暇,閻錫山的去留問題遂不瞭瞭之。九一八事變後,徐永昌即進一步為閻錫山之復出而努力。這回問題的癥結在蔣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著眼點放在瞭南京方面,仍然通過魏道明、鄭毓秀的關系,打通關節。

1931年10月3日,國民政府令:閻錫山免於通緝;1932年1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舉閻錫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2月27日,閻錫山就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終於重掌晉綏軍政。徐永昌的省政,於閻錫山復出後大多延續進行,其省政總體設計的構思,更進一步演變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並進行瞭確有成效的實施。

參贊中樞

1932年10月,徐永昌應約到武漢面見蔣介石。

七七事變後,被任命為軍令部部長,與軍政部長何應欽、軍訓部長白崇禧、政治部長陳誠並稱為軍委會四大巨頭,他的日記詳細記載瞭8年中他參與的全部重大活動,如娘子關的丟失責任,汪精衛投日對國傢無損,對汪個人大損。22次會戰的全過程(參見長衡會戰詞條的詳細記述)皖南事變爆發時蔣的驚訝,對方先覺投敵的認知。

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國,到東京灣上與美、英、蘇等9國代表簽字接受日本投降書。

1946年6月,徐永昌即因病引隱為陸軍大學校長,戰局不利時出山為何應欽內閣國防部長,後來又幫助閻錫山內閣協調戰事,1949年他還參與瞭傅作義北平起義後的苦肉計潛伏計劃。

1948年任國防部部長;7月,晉中戰役結束,解放軍在徐向前的率領下兵臨太原城下,7月22日,蔣介石親自飛臨太原部署保衛太原事宜,徐永昌隨同前往,這是蔣介石最後一次訪問太原,也是徐永昌最後一次回到山西。

1949年,率陸軍大學師生隨國民政府遷往臺灣。至臺灣後,曾任臺灣當局總統府資政,其後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上將在臺北市寓所內去世,終年七十二歲。9月26日臺灣發佈褒揚令,28日舉行公祭,蔣介石頒賜“愴懷良輔”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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