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犖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專傢

中文名：王仲犖

國 籍：中國

民 族：漢族

出生地：浙江餘姚

出生日期：1913年

逝世日期：1986年

職 業：教授

畢業院校：上海正風文學院

主要成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屆學科評議組成員

代表作品：《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

王仲犖(1913—1986年)，浙江餘姚人。1937年畢業於上海正風文學院。曾任上海太炎文學院、中央大學、山東大學教授。建國後，歷任山東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唐史學會第一、二屆副理事長，山東省史學會第一、二屆理事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專於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著有《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系的形成問題》、《北周六典》等。

個人生活

愛好詩文

先生自幼愛好詩文，在上海正風文學院求學期間，因詩寫得好，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賞識，收為晚年弟子，章先生對他的影響甚大。30年代初，開始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時，曾向章先生請教治學方向，老師告訴他“民族危亡關頭，欲保種姓，必須熱愛祖國歷史。”王先生從此明確意識到史學研究與祖國命運的密切關系，樹立起為復興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而且為此奮鬥瞭一生。

為人師表

王仲犖先生桃李遍天下，山大現有許多老師都是他的弟子。先生逝世後，他的弟子兼同事，山大歷史系教授鄭佩欣先生有挽聯雲：

“有遺著四百萬字 育齊魯三千英才”

先生非常愛護學生，早在中央大學任教時，就因支持學生民主運動，受到排斥。在山大任教期間，經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資接濟學生。對於學生的困難，他總是熱心地給以解決。他總是將學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對學生的關心甚於對自己的關心。他視學生如己出，倘若學生犯瞭錯誤，他首先做的是自責，然後才去教育學生。

在先生心目中，學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齊濤先生(現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黨組書記，省委高校工委書記，省社科聯副主席，曾主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史》)是他的學生，學校本來安排他讀完碩士之後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鄭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鄭老師有時間更好地照顧王先生(先生當時有心臟病)，但先生看出齊濤是個人才，不願因為自己影響他日後的錦繡前程，並未接受學校的安排，還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繼續教導齊濤，直到先生病逝。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啟功先生聞王仲犖先生病逝，撰有挽聯：

直諒多聞，是為益友。

精勤蓋代，無愧宗師。

平凡生活

先生拼搏奮鬥瞭一生，成就瞭他光輝的業績。先生不僅有著偉大的一面，也有著自己平凡的生活。

先生生活簡樸，當年與鄭宜秀老師結婚時，其傢當隻有一件替換的破夾襖。傢裡的水泥地板壞瞭，自己找來工具，親手修好。

先生秉性耿直，做人極有原則。一次開會，領導不公平處理一件事，先生馬上就站起來：“給我找車子，我身體不好，要回傢瞭。”先生並不怕因此而得罪領導。因為王先生德高望重，許多領導經常看望他，他也從來不回訪，有人貼大字報說他架子大，稱他為“祖師爺”，他也一笑置之。

仲犖先生又是個極為重感情的人。對於自己的恩師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瞭晚年，仍然對恩師有著深沉真摯的懷念之情。他認為“太炎先生是一個被臺灣海峽兩邊政治傢和歷史傢誤會，冷淡瞭許久的歷史人物”，“現在對太炎先生的評價，有許多不實之處，不公之論，是應當矯枉的。”為瞭澄清事實，他不辭辛勞的撰寫瞭“太炎先生二三事”，後又參與編輯《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餘天，還在病榻上與華中師范大學校長章開沅教授談《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傢事。

先生一生交友廣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極好，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緣故。如果朋友有困難，先生總是想盡辦法，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朋友。在山大，先生和童書業先生過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歡吃蛋炒飯，仲犖先生就經常親自做給童先生吃。文革時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兩個人相互扶持，共同經歷瞭風風雨雨，建立瞭深厚的友誼。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先生對山大也很有感情。當年北大三次來邀請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絕瞭，畢竟在山大已經呆瞭幾十年，有瞭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山大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瞭”。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先生又怎麼舍得山大呢!

先生不僅是個好學生，是位好老師，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先生很愛傢，也很會照顧傢人。和鄭宜秀老師結婚三十餘載，相濡以沫，恩愛逾常。相互扶持，互敬互愛，共同走過艱難的歲月。因為鄭宜秀老師的工作比較忙，先生就主動負責起照顧傢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動來支持鄭宜秀老師。在孩子眼裡，王仲犖先生是個慈父，他對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並且恰當地給予正確的引導。因為先生總是很風趣，說話很幽默，所以傢裡總是洋溢著祥和歡樂的氣息。

仲犖先生正是這樣一個人，一個雖然平凡卻處處閃著耀眼光芒的人。

捍衛民族尊嚴

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病逝，臨死前立下遺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孫孫毋食其官俸。”這幾句話雖然是對他的兒女說的，但王先生身體力行，用實際行動捍衛瞭中華民族的尊嚴。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先生從浙江老傢回到被日軍占領的上海，和一批進步人士在租界創建瞭太炎文學院，王先生任院長秘書室主任兼中國通史教授，講授中華三千年歷史(民國通用教材)。課堂上，先生意氣風發，慷慨陳詞，極大激發瞭學生的愛國熱情。日偽當局對此極為恐懼，起先以“號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責難，繼而給先生寄去瞭裝有子彈的信函。雖然受到如此恫嚇，先生卻泰然處之，繼續走自己的路。直到1940年，汪偽政權粉墨登場，太炎文學院為避免成為汪偽政府的文化工具，宣佈解散，先生就此離開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達昆明，任雲貴監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書。1942年，怒江前線告急，適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虛弱，但仍然堅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龍城等地參與指揮抗擊日軍。當前線統帥部決定撤軍回昆明時，先生極力反對，並正確分析瞭敵我形勢，指出我方優勢，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統帥部最終采納瞭王先生的建議。固守怒江，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1942年底，先生赴重慶中央大學任教，1945年，中央大學遷至南京。南京當時處在內戰前線，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中央大學當局對此甚為不滿，於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當然不能幸免。1947年春，時年34歲的王仲犖先生北上青島任教於山東大學，直到逝世，在山大教書近40年。

在山大教學的生涯中，先生雖然一心鉆研學術，但是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他仍然十分關心國傢命運，關註著共和國的成長。1976年，“四五”事件發生，先生曾詩雲：“天安門前花如雪，烈士碑成墮淚碑，總理有靈應喜甚，中華個個好男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