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漢 中國女權活動傢

中文名：徐宗漢

別名：徐佩萱

民族：漢族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877年

逝世日期：1944年3月8日

職業：女權活動傢民主革命傢

主要成就：女權女學先驅；辛亥民國功臣；抗戰反帝先鋒；貧兒教育先驅

配偶：黃興

榮譽：百年最具影響力珠海女性

富傢民革

徐宗漢，原名佩萱，原籍廣東珠海市北嶺村，光緒二年（187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買辦兼茶商傢庭。

徐宗漢是徐氏傢族的第三代。她生長在這樣一個傢庭環境裡，從小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較少封建羈絆而更多的是開放進取的精神。徐宗漢18歲時，由父母做主，許配給兩廣總督洋務委員李慶春的次子李晉一為妻，生有一女一子。幾年後，李晉一病逝，徐宗漢並沒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脫離傢庭，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時，對她影響最大的是大姐徐慕蘭。徐宗漢在大姐徐慕蘭帶動下，逐步成長為一個追求進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

徐宗漢年輕時就很關心國傢和民族的命運，她經常外出參加社會上的進步活動。1901～1902年之間，在廣州女醫師張竹君所設的福音堂裡，她經常參加兩廣志士胡漢民、馬君武等人的每周聚會，“或議論時政，鼓吹新學”。徐宗漢與張竹君私交甚篤，對張竹君興辦的醫院和女學堂等社會公益事業予以慷慨援助。 

同盟女傑

1906年，徐宗漢應二姐許佩瑤的邀請，到馬來西亞半島的檳榔嶼協助橋校教學。這年8月，孫中山委托新加坡華僑陳楚楠、林義順等在檳榔嶼籌建檳城的同盟會分會，由愛國華僑吳世榮出任會長，黃金慶為財政員。這時，徐宗漢“聞而善之，亟投身為會員。時助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等擴張黨務，深資得力”。1908年秋，她回國路經香港，拜訪瞭馮自由，介紹瞭幾位親友加入同盟會。以後，她又接受同盟會組織的委派，與高劍父、潘達微等在廣州組織同盟會分會，發展黨務。他們設立“守真閣裱畫店”作掩護，先後介紹女醫生梁煥真、陳瑞雲、羅道膺、杜樂漢等多人加入同盟會，後來還成為堅定的革命戰士。

1909年秋冬間，同盟會南方支部為籌劃廣州新軍起義，徐宗漢來到香港馮自由傢。她與孫眉（孫中山的哥哥）、楊德初、陳淑子（胡漢民夫人）、盧桂屏（馮自由的庶母）、李自屏（馮自由夫人）等、用縫紉機制成青天白日旗百餘面，準備在起義時使用。起義前夕，她與陳淑子、李自屏攜帶軍火由香港乘船到廣州。她們在行裝中塞滿子彈炸藥，被褥裡還夾藏有青天白日旗，陳、李二人生怕出事，坐臥不安，徐宗漢卻保持鎮靜，怡然入睡，使清吏不起疑而未予檢查，順利到達目的地。

1910年2月11日，同盟會會員、廣東炮一營左隊三排長倪映典率領新軍起義，遭清軍圍攻、捕殺，因準備不足而失敗。當時，徐宗漢與其侄李應生等奉同盟會南方支部命令，在廣州高第街宜安裡設立機關，相約於舉義之時分頭縱火，以亂清軍耳目，與大塘鄉李福林部聯絡策應。徐宗漢按約定在宜安裡縱火，但很快被清軍撲滅，機關內藏在被褥裡的青天白日旗也被警察搜去。徐宗漢為探聽信息虛實，托莊漢翹到警署去領取，警吏傳言須物主親自前往領取。宗漢知道事情暴露，與莊漢翹趕緊逃往香港。 

辛亥英雌

辛亥年（1911年）三月，孫中山、黃興在廣州策劃武裝起義。起義前，徐宗漢率同一批親友，其中有其侄兒李應生、李沛基和女友莊漢翹、卓國華、卓國興、黃悲漢等，在香港擺花街同盟會機關裡制造炸彈，並將起義需用的槍械彈藥秘密運到廣州河南的溪峽。她們以溪峽的一間顏料商行為鋪面，門外貼上大紅對聯，假裝娶親辦喜事，將武器彈藥分別運到小東營各起義點。這天，由徐宗漢扮作主婦，卓國華扮作新娘，熱熱鬧鬧地“乘坐花轎，身穿紅袍”，轎內“盡是大小炸彈之類”和當晚起義所需的武器。大姐徐慕蘭也在組織接應等方面作瞭周密的佈置，出色完成這次明辦嫁妝，暗運軍械的任務。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爆發。黃興率敢死隊進攻兩廣督府，與清軍血戰，身負重傷，脫險後回到溪峽機關，正好遇見徐宗漢，徐宗漢急忙為其裹敷傷口。4月29日，徐宗漢為黃興改裝，避過清兵盤查，與女醫師張竹君一起護送黃興乘船到香港，進入雅麗氏醫院治療。醫師在為黃興動手術前，須經其傢屬簽字，徐宗漢在張竹君慫恿下，以妻子名義簽字，手術後又盡心照顧。黃興與徐宗漢兩人志同道合，從此成為革命夫妻。

黃興出院後與胡漢民等移居九龍，在香港組織“東方暗殺團”，策劃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新任廣州將軍鳳山，以配合武昌起義。徐宗漢與李應生、李沛基兄弟等積極參與其事。1911年10月10日，武昌提前起義並獲成功。黃興接宋教仁急電，於1911年10月17日由徐宗漢等陪同離港赴滬，前往武昌指揮革命軍戰鬥。這時滬、寧及沿江口岸尚未光復，清軍查驗極嚴，難以通行。他們到上海後，徐宗漢求助於在上海開設醫院的張竹君。張竹君立即出面組成開往武漢戰地的紅十字救傷隊，黃興扮作醫療員，徐宗漢扮成護士，隨行的還有宋教仁、陳果夫等。他們於1911年10月28日到達武漢參加指揮戰鬥。

徐宗漢到武漢後，冒著炮火投入救護傷兵，並協助張竹君在漢陽設立臨時醫院。1911年11月27日，清軍反攻，漢陽失守，長江被清軍封鎖。徐宗漢與張竹君借紅十字會的渡船，冒險護送黃興從漢陽渡江到武昌。這時，上海已光復，江浙革命聯軍正進攻南京，催促黃興前來主持大局。1911年11月28日，黃興即與徐宗漢等離開武昌到上海。隨著南京的光復和孫中山的回國，12月31日徐宗漢隨黃興到達南京，參與籌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公益先鋒

民國成立後，徐宗漢積極投身婦女界的政治活動，為爭取婦女權益和謀求婦女的解放而參與政事。孫中山接見瞭她，給以鼓勵，並聘她為臨時稽勛局的名譽審議。“南北和議”後，廣東北伐軍征戰徐州後回到南京，帶回難童二百多人，黃興通知陸軍副官尋找民房為之收容。之後，成立瞭南京貧兒教養院，由徐宗漢負責該院工作。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未幾，黃興因討伐袁世凱失敗，經由上海逃往香港，繼而避難日本，第二年避居美國費城，此時患上瞭肝病。徐宗漢聞訊趕赴美國照料黃興並協助其工作。1916年6月，袁世凱在全國的討伐聲中暴卒。7月8日，徐宗漢隨黃興回國抵達上海。這時候，黃興已病魔纏身，加上回國後工作操勞過度，於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終年42歲。徐宗漢與黃興有二子。黃興去世後，徐宗漢一度住在滬濱，撫養遺孤。

1919年“五四運動”席卷全國，徐宗漢與上海博文女校校長李果等共同發起成立“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領導上海婦女投身愛國運動。她被推為該聯合會會長。不久，天津各界聯合會代表劉清揚等人抵達上海，她們呼籲成立全國各界聯合會，得到徐宗漢等人的熱情支持。徐宗漢以上海各界聯合會代表的身份參加瞭全國聯合會的籌備工作，並擔任全國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她慷慨解囊，捐資各愛國團體開展工作。“五四”運動後，許多有志青年為追求真理，紛紛赴法國勤工儉學，徐宗漢也盡力資助，促成其行。一年之間，耗盡傢財，不得不變賣住屋，生活陷於困境。 

女權女學

蘇俄十月革命後，由於帝國主義的幹涉和連年的內戰、災荒，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陷於經濟困境。1921年，上海成立瞭“俄災賑濟會”，徐宗漢擔任該會的演講部主任，到各處去呼籲捐資救濟蘇俄難民。這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和李達，準備在《新青年》刊物之外，再創辦一個《婦女聲》雜志，以推動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進程。王劍虹、王會悟（李達夫人）等找徐宗漢商量，希望此雜志能作為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的機關刊物出版。徐宗漢表示同意和支持，使《婦女聲》雜志得以順利出版。

1922年2月李達和王會悟受黨組織的委托，與徐宗漢合作創辦一所培養婦女幹部的平民女校。 上海平民女校以“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的名義開辦，對外稱女子工讀學校，由王會悟任該校理事兼任徐宗漢的秘書。平民女校每天上半天課，專設課程，分別由邵力子、陳望道、張守白、沈澤民、沈雁冰、安立斯（美籍，女）、李希賢、范壽康、周昌壽、陳獨秀等講授。為區別於貴族女校，平民女校強調“專為平民女子設立”，其宗旨是培養平民女子掌握知識與技術，以謀求婦女的自強自立和解放。該校除專設課程外，每周還有兩小時的演講課，由教員輪流講演，內容都是關系到平民女子的切身問題。徐宗漢不僅為平民女學資助部分經費，還為辦學做瞭大量的組織協調工作。女學不設校長，采取民主辦學的方式，由李達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教員、學生和校工代表擔任。女學設高級和初級班及校務工作部。第一批共招收31名女學生，這些學生都是在“五四”運動鼓舞下向往民主自由的愛國青年，如蔣冰之（丁玲）、王劍虹、王會悟、王一知等，還有從封建包辦婚姻束縛下解脫出來的童養媳。陳獨秀對這所由國、共兩黨合辦的女學十分重視，不僅經常過問學校的情況，還擔任社會學課程，多次到校講授政治時事。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指示，從蘇聯回國的、到上海匯報工作的、或在滬短期停留的黨員幹部，都要到女學去作演講報告。如劉少奇、張太雷、惲代英、施存統（復亮），都到女學作過時事政治報告，深受師生歡迎和好評。這所學校雖然存在時間不長，卻在社會上產生瞭很好的影響，這是與徐宗漢的努力分不開的。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發展，徐宗漢與廖仲愷、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真誠地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 

矢志抗戰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南京，徐宗漢又去接辦她於1912年創建的貧兒教養院，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解決數百貧苦兒童的溫飽與教育問題。她還在安徽創辦瞭一所農場，以作為貧兒勞動的實踐場地。1931年，為瞭籌措貧兒教養院的經費，她不顧自己體弱多病，遠涉重洋，赴美國向華僑募捐。時“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東北三省，為瞭救亡圖存的迫切需要，她把為貧兒募捐擴大到為東北義勇軍募捐，為

收復東北而奔走呼喚。以後，她又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魯等國向各地華僑募捐，疾病染身仍四處奔波，幾致不起。她向華僑演講，激昂慷慨，聲淚俱下，表現出真摯的愛國情感，使華僑們深為感動而踴躍捐資，僅在墨西哥一地就募捐到45萬比索。她以個人名義，募捐到一架價值2000美元的教練機，讓人帶回祖國作為航空學校教學之用，以弘揚孫中山“航空救國”精神，激勵國人為航空事業獻身，奮勇抗日。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徐宗漢又帶著有嚴重心臟病的病弱之軀，率領部分貧兒到暹羅募捐，向華僑宣傳抗日救國。回國後，她在雲南雞山創辦貧兒院，但因經費不足，又不得不將那些流亡的貧兒送回安徽貧兒農場安置。

1940年，徐宗漢移居重慶。她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心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抗日由衷地表示贊佩，同時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表示憤恨和譴責。在重慶期間，她經常接觸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一些愛國進步人士。她與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常有往來。她真誠愛國、堅持革命和不斷追求進步的思想行動，博得中國共產黨和社會進步力量的高度評價。

1944年3月8日，徐宗漢因肝病不治逝世於重慶，享年68歲。